是否谷歌使我们更愚蠢?

2024年1月18日发(作者：山西中考数学试卷特色)

是否谷歌使我们更愚蠢？——文 尼古拉斯·卡尔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 by Nicholas Carr,July/August 2008

Atlantic MonthlyStanley Kubrick《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的结尾：超级计算机HAL恳请Dave Bowman：“Dave停下，停下，你能停下吗？”而Dave Bowman，几近是被那台失常机器送入太空死亡深渊的，平静而冷淡地切断了控制HAL人造大脑的记忆电路。HAL被人遗弃似的，可怜地说：“Dave，我的意识正在消失，我能感觉到，我已经感觉到了。”我也能感觉到。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不舒服地感觉到，有人试图摆弄我的大脑：重新连接神经网，重新编织记忆。我并没有失去思考，这至少是肯定的，但我的思维方式变了。我不像从前那样考虑问题了，阅读时这种感觉尤其强烈。从前沉浸在一本书里或一篇长文章里很容易，我会被故事或争端的反复扣住心弦，我也曾花费好多时间就只因为一篇洋洋洒洒的散文，但这些现在都很少发生了，快速翻阅了两三页后我就不能集中注意力了，变得烦躁起来，不能抓住故事的线索，开始寻找其他可做的事，好像我一直都试图将不易管束的注意力重新抓回到阅读的文本中来，从前那么自然而然的深度阅读变成一种挣扎。我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过去十年多的时间里，我在网络中消耗了大量时间来查阅、浏览有时增加因特网上的大量信息。作为一名作家，万维网不斥是我的天赐之物，原来需要在图书馆的书架中间或期刊阅览室里花费好多天的研究现在几分钟之内就可完成了：几次Google关键字搜索、鼠标单击超链接，就可以得到事情的隐情或我要的精辟引言。即便不工作，我也会在万维网上阅读短小精干的材料、写邮件、浏览要闻和博客、观看视频、收听音乐，或只是从一个链接到一个链接。链接虽然与脚注相似，但与之不同，它不仅指明相关的著作，还激励你去浏览这些著作。和大多数人一样，对我而言，网络已经成为了一种信息的通用媒体和管道，信息通过它们经由我的眼睛、耳朵进入我的意识。能快速地访问如此丰富的信息，优势不可胜数，广受赞誉、倍受欢迎。Clive Thompson曾经写道：将极大地有促进思考。但这优势是有代价的。正如媒体理论学家Marshall McLuhan1960’s指出的，媒体不仅仅只是信息的被动通道，不仅提供思考的材料，也塑造思考的过程模式。网络所做的，就是剥离了我专注及沉思的能力。我以网络宣扬的方式—飞速移动的粒子流——来获取信息。曾经我是词汇海洋里的潜水者，现在我只在洋面上快速移动。

我并非唯一的一个。当向文学领域亲戚朋友们提及我的阅读问题时，大多数都说他们也有类似的经历。使用网络越多，他们为专心阅读篇幅较长的文章而付出的努力越多。我交往的博客也开始谈及这个问题。Scott Karp，曾经在博客上写过关于在线媒体的文章，最近坦承他已经完全停止阅读书籍了。“我大学的专业是文学，曾经是求知欲极强的书籍读者”，他写道：“在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推测原因可能是：“做网络阅读不仅仅是因为我的阅读方式改变了，例如为了方便阅读，难道更大的原因还在于我的思维方式改变了？”Bruce Friedman，经常发表关于医学领域计算机应用的博客，也描述过因特网怎样地改变他的思考习惯。“我几乎已完全不能阅读和专注于长篇文章，无论它们是在网络上，还是以印刷的形式呈现的，”他在年初这样写道。作为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edical

School的一名人类学家，Friedman详细描述了他和我的一次电话谈话。他说自己的思维渐渐表现出断续的特点，总是快速地浏览来自各种在线信息源的短小文本段落。“我再也不能阅读《战争与和平》了”，他承认。“我已经失去了阅读的能力，即使是一篇超过3、4页的博客，也难于读下去。我只是略过它。单单趣闻佚事并不能说明什么，要明确认识网络应用是如何影响认知的，有待于长期的神经学、心理学实验。但最近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学者公布的一项关于在线研究习惯的研究报告显示，我们可能正在经历一场阅读和思考方式的深刻变革。作为一项为期5年的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学者们检查了两个流行研究网站的计算机登录信息，信息记录了访问者的操作习惯。这两个网站分别由英国图书馆、英国教育协会运营，提供期刊、电子图书和其他文字信息的访问。他们发现使用这两个站点的用户表现出“略读的行为模式”，总是从一个信息页面跳到另一个页面，而且很少返回任何已经访问的页面。跳转到另一个站点前他们通常只阅读当前文章或书籍的一页或两页，有时他们会保存一篇篇幅较长文章，但没有数据表明他们返回到这篇文章真正地读过。进行该项研究的作者说：“很清楚用户们在网络上没有进行传统意义上的阅读；事实上有迹象表明，当用户追求快速制胜而在标题、内容页面、摘要间不断切换、浏览时，新的阅读形式正已悄然兴起。”由于网络上无所不在的文本，更不用提手机短信的流行，我们今天的阅读量比1970s或1980s时的要多得多，那时电视是我们的首选媒体。但我们今天的阅读与传统意义上的阅读不同，它的背后，是不一样的思维形式，可能是对自我的一种新感知。“我们不仅仅是我们所读的（We are not only what we read）”，Maryanne Wolf说。她是Tufts

University的一位发展心理学家，也是《Proust and the Squid: the Story and Science of

the Reading Brain》一文的作者。“我们是什么取决于我们怎样去读”，网络阅读强调效率和及时至上，Wolf担心网络推动的阅读方式可能削弱我们的深度阅读能力，这种阅读能力是随着更早期的技术和印刷品出版使得繁复的散文家喻户晓而逐渐形成的。但我们在线阅读时，她说，我们更像是信息“解码员”，与我们在无干扰地深度阅读时解析文本并产生丰富思维关联的能力无关。

阅读，Wolf解释说，并非人类天生就有的本能技巧，我们的遗传基因中有与语言有关的编码，而阅读能力并没有包括其中。因此我们必须教会我们的大脑将看到的符号文字转换成可理解的语言，而我们用来学习和磨练阅读技巧的媒体及技术对形成我们大脑的神经网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验表明，表意文字（例如中文）的读者形成的支持阅读的神经回路与我们采用字母为书写语言的人群的神经回路迥然不同。这种不同还表现在大脑的许多区域，包括控制基本认知功能，诸如记忆、视觉解析和声音刺激。我们完全能推测使用网络阅读形成的神经回路与我们阅读书籍和其他印刷品形成的也将会大相径庭。1882年，Friedrich Nietzsche买了一台打字机，确切地说，是一台Malling-Hansen

Writing Ball。那时他的视力开始下降，保持眼睛盯在书页上变得既累又痛苦，时常导致剧烈的头痛。他因此被迫中断写作，他担心自己很快会完全放弃写作。打字机拯救了他，至少在一个时间段里。当他掌握了盲打技巧后，他能闭着眼睛只用指尖来写作了。词汇再一次从头脑中流到纸上。但这台机器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微妙的影响。Friedrich Nietzsche的一位作曲家朋友注意到了他写作风格的变化。他原来简洁的文风变得更紧凑了，像电报一样。“或许，通过这部机器你能创造出一种新的习语，”这位朋友在一封信中写道，并提及自己工作时，笔和纸的质量常常会影响到他音乐和语言的思维。“是的。”Nietzsche回复。“我们的书写工具也是我们思维形成过程的一部分。”随着打字机的摇摆，德国媒体学者Friedrich A. Kittler写道，Nietzsche的散文风格“从辩论转换为格言，从思想转换到双关，从修辞转变为电报似的简洁风格”。人的大脑几乎是无限可塑的。人们过去常以为成年时，我们精神意识的和谐、头骨中大约1000亿个神经元间的复杂的连接大多已定型了。然而大脑研究者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老James，脑神经科学教授，领导着George Mason大学的Krasnow高级研究院，说即使是成年人的大脑“可塑性”也很高。神经细胞时常断来老的连接以形成新的连接，根据他的观点，“大脑能随时重新定位，改变自己工作的方式。”当我们使用那些被社会学家Daniel Bell称之为“知识技术”时，我们自身不可避免地也将呈现出这些技术的特性，因为这些工具不仅扩展我们的外在客观的能力，也扩展了我们头脑的思考能力。14世纪开始被广泛使用的机械钟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在《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一书中，历史学家和文化评论者Lewis Mumford描述了时钟是如何将时间和人类的活动分离开，并创造出对由机械可测事件序列构成的独立世界的确定不移的信念的。“可分离的时间的抽象框架”变成了“行动和思索的指引”。（The abstract

framework of divided time became the point of reference for both action and

thought.）

时钟机械的滴滴答答有助于科学思维和科学工作者的形成，但它也使得一些东西随之消失。正如前MIT计算机学者Joseph Weizenbaum在他1976年的一本书《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 From Judgment to Calculation》里洞察到的，因广泛使用记时工具而逐渐形成的世界观“使旧有世界观逐渐衰落，因为它排斥构成原有世界观中的那些直接经验”。例如什么时候吃饭、工作、睡觉、起床，我们不再听从自己的真实感觉而是开始遵从时钟所代表的时间规定。一种新的知识技术被采纳的过程也反映到了我们解释自身的那些比喻中。当机械时钟被广泛采用时，人们开始认为自己的大脑像时钟一样操作。在现代这样的软件时代，我们认为大脑像计算机一样工作。神经科学家们告诉我们，这些改变的意味比比喻修辞还要深。由于大脑的可塑性，这种采纳和适应也在我们的生物层面上得到反映。因特网必将对我们的认知产生深远影响。在193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英国数学家Alan Turing证明了数字计算器，虽然当时还只是概念机，能对之编程实现任何信息处理设备的所具备的功能。这正是今天所我们看到的。因特网，一个功能无比强大的计算机系统，集合了大多数现有的知识技术，正在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地图和时钟、印刷物出版社和打字机、计算器和电话、收音机和电视。当网络吸收进了媒体，媒体也在网络图构中重建了。它在媒体内容里使用了超链接、闪现的广告和其他数字插件，周围是它所吸收的其他媒体的内容。例如，当我们在新闻网站上浏览最新的新闻标题时，一种新的电子邮件短信可通知我们接收到新邮件。这条短信会令我们分心。网络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计算机屏幕。当我们的大脑逐渐适应了网络媒体的呈现方式后，传统媒体也必须应势而动，以满足读者的新期望。电视节目增加了字幕和广告插播，期刊杂志缩短了文章的篇幅，引入导读概要，页面上充斥着容易阅读的信息小块。今年3月，《The New York Times》决定将每期的第2、3个页面专辟为内容摘要，其设计总监Tom

Bodkin对此解释说内容摘要将使得那些忙碌的读者快速而高效率地品尝当天的新闻而不用真正去翻阅文章。传统媒体没有选择只能遵循新媒体的游戏规则。通信系统从来没有像因特网那样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了如此多的角色，对我们的思维方式施加了如此广泛的影响。但是，对所有关于网络的文章中，几乎没有涉及到它是怎样重新塑造我们的，对于网络知识伦理的讨论几乎没有。几乎在Nietzsche开始使用打字机的同时，一位名叫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热切年轻人揣着一块计秒表来到Philadelphia的Midvale钢铁厂开始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工厂机械工人效率的划时代的实验。征得工厂主的同意，他雇了一批工厂的人手，分派他们去各种金属加工机上干活，并且记录下他们的每个动作和机器操作，以及这些操作所用的时间。Taylor又将每个工作分解成一系列小的、相互独立的步骤，并对每人采用不同操作方式的工

作效果进行测试。通过这样的方法，对每位工人应如何工作，他创造出了一组精确的工具——算法，按我们现在的说法。虽然Midvale的工人们抱怨这种严格的新制度，称它将他们变成了机器人，工厂的生产率却急剧上升。蒸汽机引擎发明100多年之后，工业革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哲学理念和代表。Taylor的紧凑工序设计——他更喜欢称之为系统——得到全国，不久乃至全世界生产者的拥护。为追求最快速度最高效率最大产出，工场主使用时间-动作的研究成果来组织自己的工作、分配工人的工作。目的是，正如Taylor在他著名的《1911 treatise,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一文中定义的，为了明确每个工作并采用最好的工作方法，在整个机械操作过程中，使科学组织的方法和规则起效。（The goal was to identify and

adopt, for every job, the one best method of work and thereby to effect “the

gradual substitution of science for rule of thumb throughout the mechanic

arts.）Taylor向追随者们保证一旦自己的系统被采纳并运用于人工操作中，将不仅重新构建工业，也会对社会带来变革，创造一个具有出完美效率的乌托邦。“过去我们以人为先，将来我们将以系统为先。”Taylor的系统今天仍然被运用着，继续着工业生产的理念。现在，不断功能增长的计算机工程和软件编码技术对我们的智力生活的深远影响，Taylor的理念开始统治我们的思维领域。因特网是一台用来有效地自动收集、传输和操作信息的机器，大批的程序员希望找到最好的算法——完美的算法——来完成每个我们形容为知识活动的思维动作。Google位于California州Mountain View的总部是因特网的圣殿，里面实行的宗教是Taylorism。它的首习执行官Eric Schmidt说，Google是基于科学方法的公司，致力于使每项工作都系统化。它采用T存储级别的动作，通过搜索引擎和其他站点搜集信息，每天执行千万次实验，以完善搜索算法。这些算法正逐渐控制着人们如何寻找信息，并从中获取有效意义。与Taylor从前对体力劳动所做的一样，Google正对我们的智力活动产生着深远的变革。Google宣称它的使命是“对全世界的信息进行组织，使得它能为公众访问，对公众有用”，因此致力于开发一种完美的搜索引擎。Google这样来定义它的搜索引擎：“正确理解你的意思并返回你确实需要的信息”。在Google看来，信息是一种能以工业效率挖掘和处理的商品和实用资源。能访问的信息越多，作为思考者的我们将变得更有效率。这个使命将在哪里终结？Sergey Brin和Larry Page，他们在Stanford修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时一起创建了Google，时常表达将搜索引擎转变为人工智能的热切期望，一种类似HAL、可直接连接到我们大脑的机器。“搜索引擎的最终目标是和人类一样聪明，或者更聪明”，Page几年前演讲曾说：“我们在搜索上所做的工作，也是一种对人工智能进行研究的方式。”在2004年Newsweek的一次访问中，Brin说：“如果所有文字信息都直接连

接到你的大脑，或一个比你得到更聪明的人工大脑，你当然会变得更好。”去年，Page在一个科学家大会上说：Google真正致力于做的是人工智能的创建及其大规模应用。对于这两位有着巨大财富供处置、以一队计算机科学家为雇员的数学狂热者，这个目标是很自然的，也是值得赞赏的。Google本质上是一家科学研究企业，追求目标是“使用计算机来解决从未解决过的问题”（用Schmidt的话来说），人工智能是其中最难的问题，为什么Brin和Page就不能是想去攻克它的人呢？但是，他们简单地假设说如果用人工智能补充甚至取代我们的大脑，我们将会变的更好，这仍然是令人不安的。这表明人们的一种信念，即智能是机械过程的产物，这个过程是一系列的离散步骤，可以被分离、测量和优化。在Google的世界里，这个我们上网进入的世界里，几乎没有不确定的空间，歧意不被公开以做进一步的探讨，而是当作一个错误来处理。人脑只是一台过时的计算机，需要更快的处理器和更大的硬驱动。我们的大脑应像高速处理机一样工作，这一观点不仅嵌入到因特网的运行中，也是网络的核心经营模式。如果我们能更快的访问Web——点击更多的链接、浏览更多的网页，Google和其他公司将能获得更多机会搜集我们的个人信息，并反馈给我们更多的广告。许多商业网络运营主都有商业资本用来收集我们浏览网页时留下的信息碎片，当我们从一个链接进入另一个链接时，留下的信息越多越好。这些公司最不愿意的是鼓励人们悠闲地或者从容专注地思考，驱动我们分散注意力是他们的经济策略。或许我过于担忧了。人们倾向于夸耀技术进步，与之相同的是人们也希望看到每一个新工具或新机器最坏的方面。在柏拉图的《斐德若》（论美或爱）中，苏格拉底哀叹书写的发展。他担心的当人们会将书写的文字作为知识的替代品，而这些知识本应牢记头脑中。按对话录一方的说法是，“人们可能会停止磨砺自己的记忆而变得健忘起来。”即便不能得到很好的指导人们也能获得大量信息，尽管很大程度上很无知也会被当做很有知识，他们因此只有自以为是的智慧而不是真正的智慧。苏格拉底没有错，新技术常常都有他所担忧的负面效应，但他也是短识的，他没有预见到书写和阅读可以多种方式传承信息、激发新思想、扩展人类的知识（如果不是智慧）。15世纪Gutenberg的印刷出版物的出现，是这一纷争又一个典型例子。意大利人文主义者Hieronimo Squarciafico担心书籍唾手可得会导致智力上的懒惰，使得人们疏于学习、智力衰退。还有人争辩说便宜的印刷书籍和大幅宣传张会削弱宗教的权威，降低学者和抄写者的劳动尊荣，传播煽动性言论和放荡的生活观念。正如New York University的Clay

Shirky提及的，“反对印刷出版物的争论大多是正确的，甚至是有预见的。”但悲观论者再次无法想像印刷文字对文化传承的巨大福佑。你可能会对我的疑惑感到怀疑。或许那些认为批评网络的言论过于守旧的人将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超级活跃、塞得满满的头脑里将会孕育出一个知识发现和通用智慧的黄金时

代。但是，网络并非字母，尽管能取代印刷物，它却会产生一些完全不一样的效应。印刷页面所引发的深度阅读是可贵的，不仅仅因为我们从作者的词句里获得了知识，还因为这些词句在我们头脑中激发的智力活动。持续的、未受干扰的阅读或沉思为我们开辟了一块安静的空间，我们因此可以将自己与文字意义关联起来，得出自己的推论和类比，培养我们自己的观点。Maryanne Wolf争辩说，深度阅读与深度思考并非迥然不同。如果我们失去了那些宁静的空间，或者将用内容充斥其间，我们将牺牲一些不但对我们自己而且对我们的文化来说也非常重要的东西。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剧作家Richard

Foreman雄辩地指出什么正濒于险境：我来自西部的传统文化，其核心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鲜明个体所构成的复杂、厚实、教堂式的体系结构，每一个体都都承载着自身构建的独特的整个西部文化视野。但现在，我看到我们用一种新的自我认知取代了复杂的内部沉淀。新的自我源自信息超负的压力和即时可得的技术。当我们内部厚实的文化传统丧失怠尽时，Foreman总结到，我们可能会变成“松糕人”——又宽有扁，好像我们仅需轻按鼠标便可获得的无限信息网络。《2001：太空漫游》一直梦魇地萦绕着我。使得它如此令人痛惜却怪诞的是计算机意识被肢解时做的富有情感的反应：当电路板一个接一个暗淡时它的绝望，它对宇航员孩子似的恳求——“我能感觉到它，我能感觉到它，我害怕”——和它最终回到只能称之为无知的状态。HAL爆发出的情感与电影中毫无感情的人类角色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人以一种几近机械的方式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它们的思想和行动被刻画得好像他们才是遵循着算法步骤的。在《2001：太空漫游》的世界里，人类变得机械一般，以至于多数人类角色最终变成了机器。这是Kubrick悲观预言的核心：当我们要靠计算机来协调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自己的智能就被贬低为人工智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