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慰安妇”历史观之比较

中韩“慰安妇”历史观之比较

作者：***

来源：《档案与建设》2020年第06期

摘要：“慰安妇”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主导的一项侵犯女性权益的制度，有组织

的国家犯罪行为。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女性是其主要受害者，受害人数多、时间长。中国和韩国

在“慰安妇”历史观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对中韩“慰安妇”历史观进行

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慰安妇”问题和国家形象的关系。

关键词：中国；韩国；“慰安妇”；历史观；国家形象

1991年，韩国的金学顺老人主动站出来，第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

军强征的一名“慰安妇”。同年12月，金学顺等“慰安妇”幸存者代表正式起诉日本政府，要求

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负责，正式道歉赔偿。韩国、朝鲜、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荷兰等国家和地区，纷纷有“慰安妇”幸存者站出来，诉说自己当年被日军蹂躏的

不幸遭遇。“慰安妇”问题专家和社会活动家以此为契机，形成全球串联，于2000年12月在日

本东京组织“审判日军性奴役女性国际战犯法庭”，[1]第一次对日本“慰安妇”制度进行“审判”。

中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有民间志愿者关注并着手调查“慰安妇”问题，到90年代中后

期基本上已经掌握了大量受害者的资料。中国“慰安妇”幸存者于1995年第一次赴日起诉日本

政府，前后共进行了5次起诉。虽然全部败诉，但使日本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日本战时实

施的“慰安妇”制度在中国所造成的伤害。与此同时，中国社会逐渐从避而不谈转为关注“慰安

妇”问题。虽然与韩国的“慰安妇”问题相关社会运动此起彼伏相比，中国显得平静一些，但中

国社会对此问题并非漠不关心。中韩关于“慰安妇”问题在很多方面具有一致性。

（一）中国“慰安妇”问题

中国的“慰安妇”问题在国内一直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之前几乎避而不

谈。“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也大都不愿意诉说那段惨痛的经历。绝大多数人将“慰安妇”制度

的受害者与普通性暴力的受害者混为一谈。因此，在受害者的内心深处和周围人世俗的眼中，

谈论这些“不干净的女人”的经历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大家都不愿意去触碰这个话题。

1982年10月，时任山西盂县高庄村学校教师的张双兵遇到了侯冬娥这位日军“慰安妇”制

度受害幸存者。张双兵经过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弄清楚侯冬娥的受害经历，开始揭开日

军“慰安妇”制度在山西实施的一层层面纱。此后30多年，张双兵克服各种困难，坚持调查走

访山西境内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据统计，经他调查确认的山西“慰安妇”制度受害

者多达127位。截至2018年底，这些确认受害的老人只剩下两位。从1995年开始，张双兵与

其他人士一起组织山西的“慰安妇”幸存者赴日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在山西实施

“慰安妇”制度的事实，并对“慰安妇”幸存者进行道歉、赔偿。山西“慰安妇”幸存者诉讼案前后

进行了三次，历时十年。日本法院虽然承认加害的事实，但拒不道歉赔偿。诉讼并没有达到预

期的效果，但是经过这几次诉讼，中国的“慰安妇”问题在中国和日本乃至世界上都引起了较大

的影响。中国社会从对“慰安妇”问题避而不谈到逐渐公开讨论，从不理解到逐渐支持这些受害

者走上法庭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

1999年，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以苏智良教授为代表的一批

学者从学术研究的专业角度将中国“慰安妇”问题的关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一批相关的学术著

作相继问世，如苏智良的《慰安妇研究》，陈丽菲的《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等。一些外国

学者的“慰安妇”问题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如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韩国挺身队研究会

编的《被掠往侵略战场的慰安妇》，日本学者矢野玲子的《慰安妇研究》等等。这些著作的出

版使得“慰安妇”问题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慰安妇”制度的真相也越来越清晰，人们

对此问题的态度也逐渐改变。

除了学术研究，近几年来有关“慰安妇”题材的艺术创作也逐渐进入普通大众的视线。2014

年11月“慰安妇”题材记录短片《三十二》公映，获得广泛的关注。2017年8月14日，“慰安

妇”题材纪录电影《二十二》在中国国内影院上线，创造了纪录电影的票房神话。

2010年9月，云南龙陵董家沟日军“慰安妇”制度罪行展览馆开馆，成为中国国内首个“慰

安妇”主题的纪念馆。2015年12月，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建成开放，成为国内首个经

在世“慰安妇”幸存者指认的遗址型纪念馆。2016年10月，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在上海师

范大学开幕，世界首个中韩“慰安妇”少女像同时揭幕。这些“慰安妇”主题的纪念馆（博物館）

的建成开放，进一步宣传了“慰安妇”的相关史实，为“慰安妇”历史的普及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

用。

（二）韩国“慰安妇”问题

韩国“慰安妇”幸存者金学顺是世界上第一个主动公开自己“慰安妇”经历的受害者。她于

1991年首次发声，详细讲述了自己如何被日军骗往慰安所，在慰安所内如何受到日军残酷对

待的经历。此后，韩国开始大规模登记“慰安妇”幸存者，一大批曾经的“慰安妇”公开身份，控

诉日军当年的罪行。据统计，韩国政府管理的“慰安妇”受害者有246名左右，正式在政府登记

并且接受援助的有239名。[2]截至2018年底，尚健在的韩国“慰安妇”幸存者不足30人。

1992年1月8日星期三，为了抗议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否认态度，韩国市民组织

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慰安妇”问题，承认所犯下的罪

行，并进行道歉和赔偿。此后，该活动成为一种常态，每逢周三都会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举

行抗议活动，韩国民众包括“慰安妇”幸存者积极参与，风雨无阻，被称为“周三集会”。2011

年，周三集会第1000次时，一尊“慰安妇”少女像被竖立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对面的人行道

上。日本政府多次要求韩方拆除大使馆门前的“慰安妇”少女像，均遭到拒绝。在韩国人看来，

“慰安妇”少女像象征着朝鲜民族女性中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被强征的“慰安妇”，她们是在花季

般的年岁遭到日本方面的野蛮蹂躏。如今，日本方面仍不愿正视这段历史，这使得韩国民众非

常愤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底，全球范围内共有80座“慰安妇”少女像，这些少女像

虽不是完全一样，但都象征着“慰安妇”的悲惨经历。这在韩国人看来是铭记历史的一种非常有

效的方式，因此韩国方面极力推崇在世界各地建立“慰安妇”少女像。

1991年12月，在金学顺主动公开自己的“慰安妇”经历后不久，以金学顺为代表的“慰安

妇”受害者正式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加害事实，并赔偿道歉。2018年在韩国上映

的一部影片《她的故事》，讲述的就是“慰安妇”幸存者为了追求正义，不厌其烦地往返日本和

韩国之间进行诉讼。金学顺等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有5次之多，韩国“慰安妇”幸存者甚至向美

国地方法院起诉日本。韩国的这些诉讼案与中国的“慰安妇”幸存者诉讼案结果一致，都是日本

承认加害事实，但是拒绝作出道歉和赔偿。

2015年12月28日，韩国和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达成一致，签订和解协议，被称为

“12·28协议”。根据该协议，日本和韩国政府将彻底解决日韩“慰安妇”问题，日本将出资10亿

日元用于韩国“慰安妇”受害者的赔偿，今后韩国将不再就“慰安妇”问题对日本施压。该协议签

订后遭到韩国国内“慰安妇”支援团体的一致反对，他们表示政府并没有征求“慰安妇”幸存者的

意愿，这不是幸存者要求的结果。日韩签订该协议也遭到其他国家的批评，因为“慰安妇”问题

并不只是韩国和日本两国间的事情。因此，韩国朴槿惠政府受到国内外的多方批评。文在寅取

代朴槿惠入主青瓦台之后，称“12·28协议”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讨论，实际上已经终止了该协议

的实施。

（三）中韩“慰安妇”历史观的共性

中国和朝鲜半岛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两个主要受害地，战时分别有大量的女性遭到日军

的性奴役。因此，中韩两国在“慰安妇”问题的认识上有很多共同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都认为“慰安妇”制度是日军战时实施的一项针对女性的国家犯罪行为。日军“慰安妇”

制度最早萌芽于日俄战争期间，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第一批“慰安妇”来到上海“劳

军”，“慰安妇”制度此时初步成型。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军在南京制造了震惊中

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日军鉴于部队中发生大规模性病和国际舆论的压力，将“慰安妇”制度作

为一项正式的制度确立下来，并在侵华部队中迅速推广。在“慰安妇”制度逐步确立和推广的过

程中，大量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女性被强征为“慰安妇”，被迫为日军提供性服务。朝鲜半岛当时

作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采取公开招募、欺骗、掳掠、诱拐等方式，将大量年轻

的朝鲜女性送往各个战场。因为日军在中国其战场规模最大，侵略时间最长，从本土和朝鲜半

岛来的“慰安妇”远远不能满足日军官兵的需求，因此，大量中国当地的女性被日军抓走充当

“慰安妇”。日军将这些中国女性关进炮楼和据点，甚至前沿阵地，进行性奴役。不管是中国还

是朝鲜半岛的女性，都是在日军的胁迫下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目前国际社会对“慰安妇”的认同

基本是一致的，都认为战时的“慰安妇”就是军事性奴隶。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

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认为，“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国家及其军队为顺利实施并完成侵略亚洲

的战争而推行的一种制度，是一种军队集体的犯罪，是战时日本的国家犯罪……她们完全被剥

夺了精神上、肉体上的自由，整日遭受性暴力和虐待，充当了军队的性奴隶。”[3]对“慰安妇”

制度的这种定性在中国和韩国是基本认可的。在中韩“慰安妇”专家参加的多次学术会议上，对

“慰安妇”制度的罪恶性早已达成一致。

二是都对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提起多起诉讼。自从金学顺主动承认自己的“慰安妇”经

历，韩国即开始以“慰安妇”问题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据不完全统计，从1991年开始，韩国

提起的诉讼有5次。这些诉讼都是以“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为原告，日本政府为被告，要求

日本当局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慰安妇”制度对原告造成伤害的事实进行承认，并因此向

受害者道歉，作出赔偿。这些诉讼案件往往经过长达数年的审理过程，一次次开庭，又一次次

休庭，从日本地方法院到最高法院，最终的结果都一样，日方承认加害事实，但是以国家没有

赔偿个人的义务为由拒绝道歉赔偿。中国的诉讼案件情况与韩国的情况基本一致。中国从

1995年开始，就“慰安妇”问题向日本提起5次诉讼，其中山西诉讼3次、海南诉讼1次、台湾

诉讼1次。中国的诉讼结果也是日本承认加害事实，但拒绝道歉赔偿。虽然中韩两国关于“慰

安妇”问题的诉讼全部失败，但是这些诉讼并不是完全没有作用。一个最明显的作用是通过这

些诉讼案件，“慰安妇”问题在日本社会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许多以前根本不知道“慰安妇”问

题的日本国民开始关注“慰安妇”问题，有些人甚至为此积极奔走呼号，如松井耶依、西野瑠美

子、吉见义明等。松井耶依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倾其全力创办了“女性战争和平资料馆

（WAM）”，这是日本第一座收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军性暴力证据的史料馆。她在一本书中

说：“现在这个时代，特别是日本，人们把斗争视为异端。但是斗争最需要勇气。给了我勇气

的，正是‘慰安妇’群体，亚洲受虐待的人们……”[4]之前韩国一直在国际社会为此斗争，中国

几乎没有声音，导致人们认为中国没有“慰安妇”问题。但是通过诉讼，包括日本国民在内的国

际社会都知道中国“慰安妇”问题也十分严重，同样亟待解决。中韩两国通过诉讼，既为“慰安

妇”幸存者争取应有的权益，同时也扩大了“慰安妇”问题的社会影响力。

三是都要求日本政府正視“慰安妇”历史，对于日方否认的言论进行积极的斗争。日军战时

实施的“慰安妇”制度事实清楚，给“慰安妇”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中韩两国政府在不同场合多次

敦促日本政府正视“慰安妇”问题，并对“慰安妇”幸存者做出必要的经济补偿。但是日本经常会

有一些人跳出来否认“慰安妇”制度，甚至对其进行美化。中韩两国对此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例如2013年5月13日，日本大阪市长桥下彻提出“在战争期间，‘慰安妇’制度是保持军纪所必

需”的“‘慰安妇’必要论”，引发国际舆论猛烈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慰安妇”问题在5

月14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也是

事关受害者人格尊严的重大人权问题。我们对日本政治人物发表公然挑战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

的言论表示震惊和强烈愤慨。如何对待过去将决定日本怎样走向未来，日本究竟作何选择，亚

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拭目以待。”[5]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泰永14日在回答韩联社记者“政府如何

看待桥下彻的发言”的提问回答：“桥下彻的言论是对女性尊严的亵渎，是有悖常理、歪曲历史

的言论。”[6]他指出，日本政治人士不应歪曲历史，而应承认以往的错误，并持谦虚的态度。

南京是日军制造大屠杀惨案的城市，也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确立的地方。1978年，南京与名古

屋结成友好城市。2012年2月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有鉴于此，南京

市政府决定终止与名古屋友好城市的关系，以抗议河村隆之的不当言论。

1991年12月，在金学顺主动公开自己的“慰安妇”经历后不久，以金学顺为代表的“慰安

妇”受害者正式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加害事实，并赔偿道歉。2018年在韩国上映

的一部影片《她的故事》，讲述的就是“慰安妇”幸存者为了追求正义，不厌其烦地往返日本和

韩国之间进行诉讼。金学顺等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有5次之多，韩国“慰安妇”幸存者甚至向美

国地方法院起诉日本。韩国的这些诉讼案与中国的“慰安妇”幸存者诉讼案结果一致，都是日本

承认加害事实，但是拒绝作出道歉和赔偿。

2015年12月28日，韩国和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达成一致，签订和解协议，被称为

“12·28协议”。根据该协议，日本和韩国政府将彻底解决日韩“慰安妇”问题，日本将出资10亿

日元用于韩国“慰安妇”受害者的赔偿，今后韩国将不再就“慰安妇”问题对日本施压。该协议签

订后遭到韩国国内“慰安妇”支援团体的一致反对，他们表示政府并没有征求“慰安妇”幸存者的

意愿，这不是幸存者要求的结果。日韩签订该协议也遭到其他国家的批评，因为“慰安妇”问题

并不只是韩国和日本两国间的事情。因此，韩国朴槿惠政府受到国内外的多方批评。文在寅取

代朴槿惠入主青瓦台之后，称“12·28协议”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讨论，实际上已经终止了该协议

的实施。

（三）中韩“慰安妇”历史观的共性

中国和朝鲜半岛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两个主要受害地，战时分别有大量的女性遭到日军

的性奴役。因此，中韩两国在“慰安妇”问题的认识上有很多共同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都认为“慰安妇”制度是日军战时实施的一项针对女性的国家犯罪行为。日军“慰安妇”

制度最早萌芽于日俄战争期间，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第一批“慰安妇”来到上海“劳

军”，“慰安妇”制度此时初步成型。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军在南京制造了震惊中

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日军鉴于部队中发生大规模性病和国际舆论的压力，将“慰安妇”制度作

为一项正式的制度确立下来，并在侵华部队中迅速推广。在“慰安妇”制度逐步确立和推广的过

程中，大量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女性被强征为“慰安妇”，被迫为日军提供性服务。朝鲜半岛当时

作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采取公开招募、欺骗、掳掠、诱拐等方式，将大量年轻

的朝鲜女性送往各个战场。因为日军在中国其战场规模最大，侵略时间最长，从本土和朝鲜半

岛来的“慰安妇”远远不能满足日军官兵的需求，因此，大量中国当地的女性被日军抓走充当

“慰安妇”。日军将这些中国女性关进炮楼和据点，甚至前沿阵地，进行性奴役。不管是中国还

是朝鲜半岛的女性，都是在日军的胁迫下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目前国际社会对“慰安妇”的认同

基本是一致的，都认为战时的“慰安妇”就是军事性奴隶。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

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认为，“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国家及其军队为顺利实施并完成侵略亚洲

的战争而推行的一种制度，是一种军队集体的犯罪，是战时日本的国家犯罪……她们完全被剥

夺了精神上、肉体上的自由，整日遭受性暴力和虐待，充当了军队的性奴隶。”[3]对“慰安妇”

制度的这种定性在中国和韩国是基本认可的。在中韩“慰安妇”专家参加的多次学术会议上，对

“慰安妇”制度的罪恶性早已达成一致。

二是都对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提起多起诉讼。自从金学顺主动承认自己的“慰安妇”经

历，韩国即开始以“慰安妇”问题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据不完全统计，从1991年开始，韩国

提起的诉讼有5次。这些诉讼都是以“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为原告，日本政府为被告，要求

日本当局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慰安妇”制度对原告造成伤害的事实进行承认，并因此向

受害者道歉，作出赔偿。这些诉讼案件往往经过长达数年的审理过程，一次次开庭，又一次次

休庭，从日本地方法院到最高法院，最终的结果都一样，日方承认加害事实，但是以国家没有

赔偿个人的义务为由拒绝道歉赔偿。中国的诉讼案件情况与韩国的情况基本一致。中国从

1995年开始，就“慰安妇”问题向日本提起5次诉讼，其中山西诉讼3次、海南诉讼1次、台湾

诉讼1次。中国的诉讼结果也是日本承认加害事实，但拒绝道歉赔偿。虽然中韩两国关于“慰

安妇”问题的诉讼全部失败，但是这些诉讼并不是完全没有作用。一个最明显的作用是通过这

些诉讼案件，“慰安妇”问题在日本社会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许多以前根本不知道“慰安妇”问

题的日本国民开始关注“慰安妇”问题，有些人甚至为此积极奔走呼号，如松井耶依、西野瑠美

子、吉见义明等。松井耶依在生命的最后两個月，倾其全力创办了“女性战争和平资料馆

（WAM）”，这是日本第一座收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军性暴力证据的史料馆。她在一本书中

说：“现在这个时代，特别是日本，人们把斗争视为异端。但是斗争最需要勇气。给了我勇气

的，正是‘慰安妇’群体，亚洲受虐待的人们……”[4]之前韩国一直在国际社会为此斗争，中国

几乎没有声音，导致人们认为中国没有“慰安妇”问题。但是通过诉讼，包括日本国民在内的国

际社会都知道中国“慰安妇”问题也十分严重，同样亟待解决。中韩两国通过诉讼，既为“慰安

妇”幸存者争取应有的权益，同时也扩大了“慰安妇”问题的社会影响力。

三是都要求日本政府正视“慰安妇”历史，对于日方否认的言论进行积极的斗争。日军战时

实施的“慰安妇”制度事实清楚，给“慰安妇”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中韩两国政府在不同场合多次

敦促日本政府正视“慰安妇”问题，并对“慰安妇”幸存者做出必要的经济补偿。但是日本经常会

有一些人跳出来否认“慰安妇”制度，甚至对其进行美化。中韩两国对此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例如2013年5月13日，日本大阪市长桥下彻提出“在战争期间，‘慰安妇’制度是保持军纪所必

需”的“‘慰安妇’必要论”，引发国际舆论猛烈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慰安妇”问题在5

月14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也是

事关受害者人格尊严的重大人权问题。我们对日本政治人物发表公然挑战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

的言论表示震惊和强烈愤慨。如何对待过去将决定日本怎样走向未来，日本究竟作何选择，亚

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拭目以待。”[5]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泰永14日在回答韩联社记者“政府如何

看待桥下彻的发言”的提问回答：“桥下彻的言论是对女性尊严的亵渎，是有悖常理、歪曲历史

的言论。”[6]他指出，日本政治人士不应歪曲历史，而应承认以往的错误，并持谦虚的态度。

南京是日军制造大屠杀惨案的城市，也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确立的地方。1978年，南京与名古

屋结成友好城市。2012年2月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有鉴于此，南京

市政府决定终止与名古屋友好城市的关系，以抗议河村隆之的不当言论。

1991年12月，在金学顺主动公开自己的“慰安妇”经历后不久，以金学顺为代表的“慰安

妇”受害者正式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加害事实，并赔偿道歉。2018年在韩国上映

的一部影片《她的故事》，讲述的就是“慰安妇”幸存者为了追求正义，不厌其烦地往返日本和

韩国之间进行诉讼。金学顺等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有5次之多，韩国“慰安妇”幸存者甚至向美

国地方法院起诉日本。韩国的这些诉讼案与中国的“慰安妇”幸存者诉讼案结果一致，都是日本

承认加害事实，但是拒绝作出道歉和赔偿。

2015年12月28日，韩国和日本政府就“慰安妇”問题达成一致，签订和解协议，被称为

“12·28协议”。根据该协议，日本和韩国政府将彻底解决日韩“慰安妇”问题，日本将出资10亿

日元用于韩国“慰安妇”受害者的赔偿，今后韩国将不再就“慰安妇”问题对日本施压。该协议签

订后遭到韩国国内“慰安妇”支援团体的一致反对，他们表示政府并没有征求“慰安妇”幸存者的

意愿，这不是幸存者要求的结果。日韩签订该协议也遭到其他国家的批评，因为“慰安妇”问题

并不只是韩国和日本两国间的事情。因此，韩国朴槿惠政府受到国内外的多方批评。文在寅取

代朴槿惠入主青瓦台之后，称“12·28协议”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讨论，实际上已经终止了该协议

的实施。

（三）中韩“慰安妇”历史观的共性

中国和朝鲜半岛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两个主要受害地，战时分别有大量的女性遭到日军

的性奴役。因此，中韩两国在“慰安妇”问题的认识上有很多共同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都认为“慰安妇”制度是日军战时实施的一项针对女性的国家犯罪行为。日军“慰安妇”

制度最早萌芽于日俄战争期间，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第一批“慰安妇”来到上海“劳

军”，“慰安妇”制度此时初步成型。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军在南京制造了震惊中

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日军鉴于部队中发生大规模性病和国际舆论的压力，将“慰安妇”制度作

为一项正式的制度确立下来，并在侵华部队中迅速推广。在“慰安妇”制度逐步确立和推广的过

程中，大量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女性被强征为“慰安妇”，被迫为日军提供性服务。朝鲜半岛当时

作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采取公开招募、欺骗、掳掠、诱拐等方式，将大量年轻

的朝鲜女性送往各个战场。因为日军在中国其战场规模最大，侵略时间最长，从本土和朝鲜半

岛来的“慰安妇”远远不能满足日军官兵的需求，因此，大量中国当地的女性被日军抓走充当

“慰安妇”。日军将这些中国女性关进炮楼和据点，甚至前沿阵地，进行性奴役。不管是中国还

是朝鲜半岛的女性，都是在日军的胁迫下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目前国际社会对“慰安妇”的认同

基本是一致的，都认为战时的“慰安妇”就是军事性奴隶。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

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认为，“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国家及其军队为顺利实施并完成侵略亚洲

的战争而推行的一种制度，是一种军队集体的犯罪，是战时日本的国家犯罪……她们完全被剥

夺了精神上、肉体上的自由，整日遭受性暴力和虐待，充当了军队的性奴隶。”[3]对“慰安妇”

制度的这种定性在中国和韩国是基本认可的。在中韩“慰安妇”专家参加的多次学术会议上，对

“慰安妇”制度的罪恶性早已达成一致。

二是都对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提起多起诉讼。自从金学顺主动承认自己的“慰安妇”经

历，韩国即开始以“慰安妇”问题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据不完全统计，从1991年开始，韩国

提起的诉讼有5次。这些诉讼都是以“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为原告，日本政府为被告，要求

日本当局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慰安妇”制度对原告造成伤害的事实进行承认，并因此向

受害者道歉，作出赔偿。这些诉讼案件往往经过长达数年的审理过程，一次次开庭，又一次次

休庭，从日本地方法院到最高法院，最终的结果都一样，日方承认加害事实，但是以国家没有

赔偿个人的义务为由拒绝道歉赔偿。中国的诉讼案件情况与韩国的情况基本一致。中国从

1995年开始，就“慰安妇”问题向日本提起5次诉讼，其中山西诉讼3次、海南诉讼1次、台湾

诉讼1次。中国的诉讼结果也是日本承认加害事实，但拒绝道歉赔偿。虽然中韩两国关于“慰

安妇”问题的诉讼全部失败，但是这些诉讼并不是完全没有作用。一个最明显的作用是通过这

些诉讼案件，“慰安妇”问题在日本社会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许多以前根本不知道“慰安妇”问

题的日本国民开始关注“慰安妇”问题，有些人甚至为此积极奔走呼号，如松井耶依、西野瑠美

子、吉见义明等。松井耶依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倾其全力创办了“女性战争和平资料馆

（WAM）”，这是日本第一座收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军性暴力证据的史料馆。她在一本书中

说：“现在这个时代，特别是日本，人们把斗争视为异端。但是斗争最需要勇气。给了我勇气

的，正是‘慰安妇’群体，亚洲受虐待的人们……”[4]之前韩国一直在国际社会为此斗争，中国

几乎没有声音，导致人们认为中国没有“慰安妇”问题。但是通过诉讼，包括日本国民在内的国

际社会都知道中国“慰安妇”问题也十分严重，同样亟待解决。中韩两国通过诉讼，既为“慰安

妇”幸存者争取应有的权益，同时也扩大了“慰安妇”问题的社会影响力。

三是都要求日本政府正视“慰安妇”历史，对于日方否认的言论进行积极的斗争。日军战时

实施的“慰安妇”制度事实清楚，给“慰安妇”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中韩两国政府在不同场合多次

敦促日本政府正视“慰安妇”问题，并对“慰安妇”幸存者做出必要的经济补偿。但是日本经常会

有一些人跳出来否认“慰安妇”制度，甚至对其进行美化。中韩两国对此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例如2013年5月13日，日本大阪市长桥下彻提出“在战争期间，‘慰安妇’制度是保持军纪所必

需”的“‘慰安妇’必要论”，引发国际舆论猛烈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慰安妇”问题在5

月14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也是

事关受害者人格尊严的重大人权问题。我们对日本政治人物发表公然挑战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

的言论表示震惊和强烈愤慨。如何对待过去将决定日本怎样走向未来，日本究竟作何选择，亚

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拭目以待。”[5]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泰永14日在回答韩联社记者“政府如何

看待桥下彻的发言”的提问回答：“桥下彻的言论是对女性尊严的亵渎，是有悖常理、歪曲历史

的言论。”[6]他指出，日本政治人士不应歪曲历史，而应承认以往的错误，并持谦虚的态度。

南京是日军制造大屠杀惨案的城市，也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确立的地方。1978年，南京与名古

屋结成友好城市。2012年2月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有鉴于此，南京

市政府决定终止与名古屋友好城市的关系，以抗议河村隆之的不当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