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化的艺术典型

　　《三国演义》人物塑造的显著特点，就是创造了一批具有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这种特征化性格的典型，具有鲜明的单一性、稳定性、和谐性的特点。所谓“单一性”，就是这类形象都有一个主要的、突出的特征，这个特征在形象内部诸因素中占决定性位置，足以撑得起整个形象。如：曹操的“奸”、刘备的“仁”、孔明的“智”、关羽的“义”，张飞的“猛”、周瑜的“狭”、鲁肃的“厚”等等。所谓“稳定性”，是说小说中人物的主要特征及其他因素基本上稳定不变，类似雕塑，处于古典的静穆状态。所谓“和谐性”，是指形象内部诸因素非常和谐，没有现象与本质、理智与感情的矛盾。作者塑造这种特征化性格的人物，常常采用以下几种手法：
　　一是出场定型。人物一出场、一亮相，小说就对其性格给与概括性的评论，为其性格定型，此后就不再发展变化。比如，曹操一出场，作者就通过许劭之口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此后一系列的情节，从少时的诈称“中风”、诬叔骗父，到临死时设七十二疑塚，躺在坟墓里还要骗人，都是围绕着他的“奸雄”这一性格展开。再如诸葛亮，早在二十几岁隐居隆中时就通晓天下、料事如神，出山之后，直至病死五丈原前线，除了失街亭等极个别的战役之外，他每每都是神机妙算，智慧的灵光始终保持在最强度上。这些人的性格，给人以一种先天如此、与生俱来的感觉，看不出客观环境、人生遭遇对其性格的影响。
　　二是反复皴染。就是围绕着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多角度、多层次地加以强化、深化，使其性格在单一中呈现出丰富性、复杂性。比如写曹操的凶残奸诈，就连续写了他克扣军粮却嫁祸仓官；罪该杀头却割发代首；怀疑侍卫，梦中杀之；讨厌刘馥，醉酒杀之；恼怒祢衡，借刀杀之；忌恨杨修，伺机杀之。写他雄豪，就连续写了刺卓献刀；矫诏讨董；支持关羽斩华雄；青梅煮酒论英雄等等。这样就把一个残暴奸诈、又雄豪多智的“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写得血肉饱满。再如写张飞的勇猛，除了描写“豹头环眼、燕颔虎须”的外貌、“声若巨雷”“势如奔马”的言行之外，特别又通过鞭督邮、战吕布、吓曹兵、古城会、斗马超等一系列情节不断皴染强化。
　　三是善用传奇故事和生动细节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小说中的生活细节比较贫乏，但却有不少惊险生动的传奇性的细节，具有一定的夸张性和理想化色彩。比如第五回的“关羽斩华雄”，首先通过前面的几员大将鲍忠、潘凤、俞涉等人被华雄所斩；孙坚虽未被斩，但头盔却成了华雄的战利品，来显示董卓大将华雄的骁勇无比；关羽上阵，与华雄厮杀，文字不多，都是虚写，全从听觉中来：“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崩地塌，岳撼山崩”，当关羽回来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下时，战前曹操为他酾下的一杯热酒，“其酒尚温”。仅用四字的细节，就把关羽的神勇突现的淋漓尽致。再如张翼德大闹长坂坡，三声大喝：第一声是：“厉声大喝”，使得曹操“急令去其伞盖”；第二声是睁目“大喝”，使得曹操“颇有退心”；第三声是“挺矛”大喝，吓得曹操“披发奔逃”，惊得曹操身边的夏侯杰“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后面的百万曹兵“人如潮涌，马似山崩”，疯狂逃命时，自相践踏。在这种连锁反应似的、又像戏剧性的变化中，张飞勇猛刚烈的传奇性风采，活龙活现。
　　四是善用对比、烘托手法。比如袁绍从出场到被彻底消灭，作者始终把他与曹操进行对比描写。在诛宦官时，袁曹的意见就针锋相对，何进因听从袁绍主张，招致了更甚于宦官之祸的董卓之乱。显示出曹操看问题透彻，政治眼光锐利，而袁绍的政治才识远低于曹操。在讨董卓时，袁绍被推为盟主，却任人唯亲，排斥人才，徘徊观望，坐失战机；而曹操则任人唯贤，重用人才，提出正确的战略部署，这一对比，又显示出袁绍军事上的无能。此后袁、曹双方正面交锋，展开官渡之战，在用人和用谋方面，一个雄才大略，识见高超；一个外宽内忌，多谋少断，对比十分鲜明。最终袁绍成为失败者，曹操成为胜利者。
　　诸葛亮的出场，作者采用了层层烘托的手法：徐庶、司马徽的赞美、推荐；刘备三顾茅庐而两次不遇；一些亲友的歌吟谈吐；卧龙岗山林景色的优雅清美等等，层层烘托了诸葛亮的高洁品格和绝世才能。另外，如司马懿出场前后，作者也用了重笔烘托。曹丕托孤，司马懿得到重用，诸葛亮视为心腹大患；接着诸葛亮用反间计，司马懿被削职回家，诸葛亮大喜；孔明一出祁山，曹睿又起用司马懿，诸葛亮闻之大惊。作者通过诸葛亮心情的几次变化，使司马懿在正式登场之前，造成先声夺人的气势，从而衬托出司马懿不可轻视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