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及文学活动

　　郭沫若，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的才华曾博得许多人赞扬；他的学术观点又曾引起种种不同看法，在达半个世纪的政治风云中，他惹人注目的表现，也激起过褒贬不一的议论。其实，在他身上可以看到特殊环境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特性。
　　1、童年时期
　　郭沫若1892.11．6出生于四川乐山沫水、若水相交汇处的沙湾镇，故笔名“沫若”。在家排行第八，称“八儿”，乳名“文豹”，号“尚武”，学名“郭开贞”。
　　父亲郭朝沛，是精明的商人，善于经营、思想开明。母亲杜邀贞乃“零落的官家之女”，聪慧贤淑，擅长刺绣，偏爱诗歌，培养了郭沫若的诗趣。“影响我最深的当然是我的母亲。……假使我也算得一个诗人，那这个遗传分子确也是从我母亲来的了。”（《三叶集》）
　　1897年春，郭沫若入私塾，1906年，考入乐山县高小，1907年秋升入嘉州中学，打下坚实丰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在学期间，接触了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政论文章，对旧民主主义制度产生了热切向往。又因不满于黑暗现实、参加反清、反帝爱国学生运动，因而三次被校方开除或斥退。
　　2、留学日本
　　1914年夏，考取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日语。次年，转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预科，1918年毕业后升入日本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学医，拟以医道“作为对国家和社会的切实贡献”，1923年3月毕业回国，在日共逗留10年。1922年，与安娜的长子“和夫”出生。
　　留日生活对郭沫若思想和创作的影响：
　　（1）广泛接触各国文艺
　　（2）接受斯宾诺莎“泛神论”的影响：
　　泛神论的主要观点——“本体即神，神即自然。”泛神论其实是披着“泛神”外衣的“无神论”思想 。郭的“泛神论”吸收了“万物皆神”的观点和张扬自我、大胆破坏、敢于否定偶像的精神，被周扬称为“自我表现主义的极致，是个性主义之诗的夸张。”
　　3、20年代文学活动和《女神》的诞生
　　诗歌创作的爆发期（1919—1920年）
　　五四时期，身处异国的郭沫若感到“个人的淤积，民族的淤积，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 创作欲如火山爆发，不可遏止。于1919—1920年之交，写下大量充满叛逆反抗和追求光明的诗篇：《凤凰涅磐》、《炉中煤》、《匪徒颂》、《天狗》、《地球，我的母亲》等，此后创作一发不可收，后结集为《女神》。
　　不久，又创作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等，猛烈抨击旧道德。1921.4郭沫若回上海四处联络同仁，不久返日。同年7月，与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创造四巨头”）在日本东京成立了文学团体“创造社”。
　　1921－1922年间，郭沫若曾三次回国，国内的黑暗现实使他失望，在苦闷中完成了诗集《星空》。
　　1923年郭沫若携妻、子从日本回国，与郁达夫、成仿吾等陆续创办《创造季刊》《创造月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倡导积极浪漫主义，使前期创造社达到了全盛的时期。
　　此阶段，郭沫若思想驳杂，既有唯物史观，又同情无政府主义，诗集《前茅》是这个时期思想真实纪录。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参加了南昌起义，而后回上海从事文化工作，与后期创造社及太阳社成员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有诗集《恢复》（1928）和《瓶》（1923—1928）。
　　4、流亡日本（在日本的第二个10年）
　　北伐失败后，1928.2郭沫若再赴日本。开始他在日本的10年流亡生涯，其间与安娜又育有三子一女。
　　在日期间，郭沫若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史、甲骨文、金文，取得了一定成果，写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郭沫若冒着危险，“弃妇抛雏”，从日本神户乘船潜回祖国，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5、在抗战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烽火中
　　1938年，郭沫若出任国共合作的军委会政治部第3厅厅长。此间著有反映抗战的诗集《战声》和《蜩螗集》。
　　抗战结束后，郭沫若积极参加民主解放运动，政治热情不减，直至全国解放。此间创作话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南冠草》、《孔雀胆》等。
　　1945年应邀访问苏联，写下《访苏纪行》。同时有回忆录《洪波曲》。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曾任文化部长，政务院副总理、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
　　建国后的作品有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潮汐集》、《长春集》、《骆驼集》、《东风集》、《郭沫若诗词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以及学术专著《奴隶制时代》、《李白与杜甫》，1958年与周扬选编大跃进民歌集《红旗歌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