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武当道教伦理思想研究综述的论文，本文共15篇，仅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大家喜欢!
篇1：武当道教伦理思想研究综述的论文
关于武当道教伦理思想研究综述的论文
武当山在春秋至汉代末期，已是古代宗教重要的活动场所，许多达官贵人到此修炼。汉末至南北朝时，由于社会动荡，数以百计的士大夫或辞官不仕、或弃家出走，云集武当辟谷修道。同时，出现了有关真武的经书。隋唐时期，武当道场得到封建帝王的推崇，促进了武当道教的发展。宋元时，由于封建统治者极力推崇和宣扬武当真武神，使真武神的神格地位不断提高，“以武当山为本山，以信仰真武一玄武，重视内丹修炼，擅长雷法及符篆禳，强调忠孝伦理、三教融合为主要特征”的武当道教最终形成，并随之呈现出二百多年的鼎盛局面。作为中国道教的一个重要流派，武当道教的教理、教义与中国道教的教理、教义同出一辙，同时又有着自己的鲜明特性。而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与儒家在伦理思想方面历来相反相成、互抗互补。
“道教是中国传统思想儒道两家思想相结合的宗教。‘道教’之称为‘道教’并不仅仅因为它和‘道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也因为它是一种‘道德教化’以‘致太平’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宗教。”就伦理思想而言，武当道教亦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它将儒家纲常与成仙信仰紧密结合，突出“忠孝仁义”，宣扬“善恶承负”，提倡“诚信不欺”，并假神道设教，以“真武神”的威力驱使信徒去奉行其伦理道德。与此相应，武当山道教建筑的风水格局，也深刻体现出儒家宗法等级伦理观念。现将笔者在武当道教伦理思想方面的研究成果综述如下，以资探讨。
道教是华夏文明中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在“仙道贵生，无量度人”（《度人经》）的教义思想主导下，践行和光同尘、济世利人的教化，将“长生贵生”、“成仙得道”作为广大教徒的最高信仰追求。作为道教的重要支派，武当道教也为信徒们描绘了一个“福寿康宁、成仙得道”的人生境界和理想目标，这一人生理想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通过修炼达到长生久视、福寿康宁、逍遥达观的人生境界；第二个层次是通过修炼实现无疾而终、坐化升天、进入天堂的成仙目标。“福寿康宁，成仙得道”的人生理想，汇集了武当道教信徒对自身价值、人性内涵以及摆脱外界束缚取得个性自由等的美好向往和价值取向。为了这一理想得到实现，武当道教将“慕道明道，苦行修炼”、“符咒做法，祛祸免灾”、“欲修仙道，先修人道”等贯彻于全部教化过程中。首先，武当道教以“玄天真武上帝”遣欲坐忘、修炼内丹的经历，教化信徒只有慕道明道、苦行修炼，才能实现学道修道的理想目标。其次，武当道教设计了许多套画符念咒、斋醮科仪的法事活动，为人祈福，祛祸免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早日实现“福寿康宁”乃至“成仙得道”的人生理想。最后，武当道教主张“人仙道先全人道”。“全于人道”，主要是做到忠孝仁义、行善积德、诚信不欺。只有修好人道，才能福寿康宁，成仙得道。
武当道教自宋代成为道教一个支派开始，就非常强调忠孝仁义。因为宋代程朱理学兴盛繁荣，理学所推崇的忠君孝亲、仁义道德等思想，亦受到道教思想家的重视。如宋代流行的真武经典《北极真武普慈度世法忏》《北极真武佑圣真君礼文》《太上说真武本传妙经》等，就常常宣扬忠孝仁义等伦理道德。元代时，武当道教的教主又与净明道派建立了密切关系，吸收并发展了净明道派“忠孝成仙”的修道思想，更是大力提倡孝道。总体而言，武当道教的孝道思想主要表现在：第一，忠孝之人才与仙道有缘。要想修道成仙，忠孝是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成仙才有希望，舍此基础是与仙道无缘的。第二，忠孝是修道的前提。如《玄天上帝说报父母恩重经》和《玄帝报恩圣号》假托玄天上帝真武口训，讲述父母养育之恩，要求“善男信女，体玄天圣训，孝道存心”，强调修道之人“读仙经万卷，忠孝为先”。第三，把“孝道”作为养生和修炼的内容，从而强调了修道者内修的重要性。第四，给“孝道”加上神秘的外衣。武当道教宣传“忠孝成仙”，进而对忠孝的原因作了富于神秘色彩的论证。第五，为道者要尽忠孝，否则神灵必对之进行惩罚。武当道教除了强调对父母的孝道外，还强调对师父的孝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事师如事父。除了在道经中宣传忠孝，武当道教还将孝道思想体现于建筑形式和神像崇拜之中，从而对社会起到了积极的教化作用。明清以后各地修建的真武官观多雕绘二十四孝图等，即与武当道教提倡孝道思想有关。
“天道承负”，即相信天道有循环、善恶有承负，是道教的传统教义之一。在“承负”之说中，道教还极力宣扬现世的善恶报应。武当道教形成后，继承发展了早期道教善恶承负和现世报应的教义。
例如《太上真武妙经注》就通过《真武启圣记》上的许多故事，作为真武神经常降于下界人间“录善罚恶，辅正除邪，济拔天人，祛妖摄毒”的例证，劝人行善积德，以获善报。类似内容，在《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和《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等武当道教经书中亦有记载。武当道教不但在道经中大力宣扬因果报应的观念，而且通过“法忏”等形式全面灌输抑恶扬善、得道成仙的思想。所谓“法忏”，即依照有关戒律检讨忏悔前世今生罪业及犯戒之罪，乞求神灵赦罪赐福。由于道教戒律是世俗道德善恶观念和宗教信仰善恶观念的综合反映，故依照戒律检讨忏悔，可以起到扬善抑恶、坚定信仰等教化作用。武当道教除了在经典中大力宣扬善恶伦理思想外，在官观建筑、匾额楹联等武当文化中对之也多有体现。如紫霄宫龙虎殿（紫霄山门）楹联，上联是“秉正嫉邪一方平安保障”，下联是“降魔卫道千年永镇玄门”。横批是“惩恶扬善”。以此劝说人们一心向善、勤于修道。总的来说，武当道教的善恶伦理思想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天道承负，善恶报应；欲修仙道，先修人道；跪诵法忏，弃恶从善。值得一提的是，武当道教的善恶伦理思想与宋元以后的道教劝善书相互呼应，对我国民俗教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诚信”本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概念与核心范畴，是儒家一贯提倡并力求践履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道教形成之初，就把儒家的“诚信”思想引人了道教，作为道教徒修炼的教理教义。武当道教于宋代形成后，继承发展了早期道教和儒家的“诚信”伦理思想，认为“诚信”是人与神沟通的桥梁，道士作法要讲“诚信”，世俗阶层要实现自己的功利目的也必须“诚信”，强调“诚信”既是学道修道的基础，也是做人做事的根本。具体而言，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有关“真武”神的经典，都非常注重对“诚信”的宣扬。如《玄天上帝启圣录》卷一讲述的“辞亲幕道”和“悟杵成针”等故事，都强调正心诚意、虔诚修炼才能得道成仙，“真武”即是诚信的表率。武当道教经典还认为“心诚则灵”，这在《玄天上帝启圣录》的记载中不乏其例。与此相反，虚伪欺诈不仅得不到“真武”神保佑，还会受到“真武”神的惩罚，如《玄天上帝启圣录》卷八记载的“假烛烧尘”故事。第二，武当道教不但在道经中大力宣扬诚信受赏、欺诈遭罚的教义，而且在宫观建筑、匾额楹联等武当文化中对之也多有体现。如黄龙洞的对联，上联是“诚意可格土德厚”，下联是“心正自然地道兴”，横批是“神之最灵”。第三，武当清微道派把“正心诚意”作为行雷法的根本。法师或施法者在斋醮科仪等各种法事活动中，心要正、意要诚，以通过“存想”遥想出一派天界意境，化凡尘为神界，化己身为神灵，从而具备不可思议之神力引。
假神道设教，以“神”的威力驱使信徒去奉行其教理、教义，是包括武当道教在内的中国道教之伦理思想的鲜明特征。武当道教供奉的主神是“真武”，传说中武当山即是“真武”修道升天的地方。“真武”原名为“玄武”，其由来古籍的说法不一。
古人是把“玄武”视为司命之神、北方之神、水神等加以崇拜的。宋大中祥符五年（10），宋真宗为避讳改称“玄武”为“真武”。天禧二年（10），宋真宗封“真武”为“灵应真君”。自此，“玄武”由“四象”、”龟蛇”等自然之神正式上升为道教神将等人格之神，并常受玉帝、太上老君、紫微大帝遣派下界收断妖魔。这在《武当福总真集》《玄天上帝启圣录》《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经》等宋代道经中多次被提及。随着“真武”神格的提升，其伦理功能日渐强化。笔者认为“真武”神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伦理功能：（1）录善罚恶。“真武”神明察秋毫、录善罚恶，它告诫人们：举头三尺有神灵！不应妄做邪念，而应克己节欲、广积阴德，众善奉行、诸恶莫做。（2）奉劝诚信。“真武”是司命之神，又是“治世福神”，掌管着人们的生死寿天、吉凶祸福等。人们若向往长寿不老、荣华富贵，就应诚实守信并虔诚供奉“真武”神，以祈求它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愿望。（3）提倡孝道。“真武”神的这一功能主要体现在《玄天上帝说报父母恩重经》和《玄帝报恩圣号》的教义以及武当山父母殿的.建筑文化之中。
道教与风水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中国民间的看阳宅风水、相墓、镇宅驱邪等活动，多由道士来承担，如明代武当山道士张三丰、丘玄清、孙碧云等都是著名的风水大师。道教建筑作为道士布道传教、供奉、祭祀神仙和举行各种宗教仪式的场所，不仅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其建筑设计也深深打上“风水”的烙印。由于明代风水学盛行，明成祖在大修武当山时，便十分重视武当道教建筑的风水问题。同时，风水学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也颇深，二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武当山道教建筑的风水格局，深刻体现出“君权神授”、“皇权至上”和森严的儒家宗法等级伦理观念。主要表现在：第一，武当道教建筑风水格局体现宗法观念。“武当道教建筑的选址宏观风水格局是：武当山祖山为昆仑山，少祖山是昆仑山的支脉大巴山脉；案山是大别山脉，左面的青龙山是高大巍峨的秦岭山脉，右面的白虎山是重峦叠嶂的大巴山脉。”古人认为昆仑山是天地的支柱，故以昆仑山为众山之宗。从昆仑山，经大巴山脉，至武当山，可谓龙脉深远，因此武当山的建筑选址正是宗法等级伦理观念的体现。第二，武当道教建筑风水格局体现君臣观念。如紫霄宫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风水格局，对紫霄宫呈“众星捧月”之势。紫霄宫前有大、小宝珠峰，为紫霄宫的案山；其再远处又有福地、照壁、三公、五老诸峰，为紫霄宫的朝山，这样朝拱之山形成，对紫霄宫呈朝拜之势，体现出“皇权至上”的观念。
综上所述，武当道教的伦理思想，深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同时又自成体系、特点鲜明。这种神化了的伦理思想所产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它历久不衰，对净化人们的心灵、协调人际关系和维护社会秩序具有独特的作用，对我国当前的伦理道德建设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篇2：道教音乐研究综述
从整体来看，近年来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加强，研究地区和范围有所扩大，研究成果也不断推出。这些成果主要来源于伍一鸣的《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甘绍成的《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陈天国的《潮州道教音乐》、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和《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吴学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潘忠禄的《巨鹿道教音乐》、张鸿懿的《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史新民的《论武当道乐之特征》、刘红的《“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张凤林的《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蒲亨强的《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王忠人和刘红的《龙虎山天师道音乐》、曹本冶和蒲亨强的《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王纯五和甘绍成的《中国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周振锡和史新民的《道教音乐》（注：伍一鸣《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 载《中国道教》1989（1），页40――44 甘绍成《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 载《音乐探索》1989（3），页37――47 陈天国《潮州道教音乐》 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9（4），页26――27,25 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 载《人民音乐》1989（8），页26――29 吴学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发表于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 潘忠禄《巨鹿道教音乐》 载《中国音乐》1990（2），页17――20,10 张鸿懿《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 载《中国音乐》1990（4），页31――34 吕锤宽《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 载《中国音乐学》1991（3），页21――33 曹本冶《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 载《黄钟》1991（4），页4――7 史新民《论武当道乐之特征》 载《黄钟》1991（4），页8――14; 刘红《“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 载《黄钟》1991（4），页15――24 张凤林《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 载《黄钟》1991（4），页110――114 蒲亨强《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 载《黄钟》1991（4），页36――43 王忠人、刘红《龙虎山天师道音乐》 载《黄钟》1993（1――2）合刊，页65――74 曹本冶、蒲亨强《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 王纯五、甘绍成《中国道教音乐》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吕锤宽《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 台湾学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 周振锡、史新民《道教音乐》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将道教音乐的研究推向了中国境内更广阔的区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包括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温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计划地对包括北京白云观、苏州玄庙观、江西龙虎山、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内的全国主要道教宫观和道教胜地的道教音乐进行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的系统研究。全国近2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该计划第一阶段有关道教音乐的20余个子项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进入尾声之际，他们聚集于香港，参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讨会”.研讨会上学者们结合各自的研究项目作了总结，并对道教仪式音乐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进行了讨论。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共有20余项成果问世，目前已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论著有《中国道教音乐史略》、《龙虎山天师道教科仪音乐研究》、《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和《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等（注：《中国道教音乐史略》 曹本冶、王忠人、甘绍成、刘红、周耘编写，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 《龙虎山天师道音乐研究》 曹本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出版 《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 曹本冶、朱建明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 《巨鹿道教音乐研究》 袁静芳
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 《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 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 《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 王光德、王忠人、刘红、周耘、袁冬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项研究成果反映出当今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教不独为汉族所有，除汉族外，分布于中国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的22个民族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据覃光广等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北京中央民族学院，1982年版）提供的资料反映出，在满、朝鲜、蒙古、达斡尔、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壮、瑶、仫老、纳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个民族中，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对云南的彝、白、瑶、纳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乐文化的影响尤为广泛。
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与汉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不尽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与汉族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产物，既蕴涵着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质，也不乏汉族传统文化风貌，内涵甚为丰富，颇具学术研究价值。
但与汉族地区的情况相比，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薄弱，开始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区特有的具道教性质和色彩的洞经音乐。就笔者目前所知，有关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调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对昆明、下关、大理、丽江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调查的起因是：当时传闻丽江保存有宋词乐调。于是，在云南省委有关部门领导下，由曹汝群、周咏先、黄林、和鸿春、倪立跟等五人组成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于1962年9月中旬赴丽江进行调查，经反复搜寻查找，初步证明此传说实属讹传。转而他们确定以丽江四个古老乐种之一的洞经音乐作为进一步探寻宋词乐调的主要对象，并相继对丽江、下关、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经音乐作了较深入的调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们分别撰写了《关于宋词乐调的调查报告》和《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注：参见周咏先、黄林《洞经音乐调查记》 载《民族音乐》1983（2），页78）。作为该次调查地之一的丽江是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则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县（现已与下关一起合为大理市）之一，因此，该调查组对丽江和大理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可视为有关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早调查。从起因看，这实为学术界一次“无心插柳”的对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初调查。
此后，有关调查和研究停滞至80年代初，才见有相关文章发表，上述调查所写的《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在初稿完成后更名为《洞经音乐调查记》（注：见《民族音乐》1983（2），页78――96）。该文结合丽江、下关、大理、昆明四地洞经音乐的有关情况，以文字形式介绍了洞经音乐的曲调、洞经乐队和洞经概况，并对洞经的历史源头和“谈经”等进行了探讨。此外，最为突出的是，该文的注释中辑录了有关文献、笔记等对洞经的记载，附录中有洞经的重要书目。这是该文有别于其它洞经音乐文章的最大特色，亦为其最有价值之处。总的来说，该文不失为初步了解洞经音乐的好资料，但作为调查记，甚感其记实性不强，而从对丽江和大理的洞经音乐的介绍来看，该文对这两地的洞经乐队特别是大理的洞经乐队只略有涉及，因此，该文不是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和大理白族洞经音乐的专门介绍或研究文章，只是人们认识汉族和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开端。
80年代中后期以来，有关洞经音乐的调查和研究逐渐增多，专门介绍和研究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文章时有出现。这些发表的有关文章主要涉及白族和纳西族的洞经音乐，其中有关白族洞经音乐的主要有李崇隆和熊中流等调查、宋其华执笔整理的《元江白族洞经简述》（注：见《民族调查研究》1987（1），页49――50），文中简略地介绍了云南元江县因远区白族洞经音乐的运用、曲名、乐器等，是目前所见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专门介绍白族洞经音乐的文章。之后，《大理洞经古乐》和《白族音乐志》相继出版（注：《大理洞经古乐》 下关文化馆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白族音乐志》 伍国栋主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出版），前者是一本洞经音乐曲谱集，辑录了270余首大理洞经乐曲；后者有白族洞经音乐的志略式介绍。而见于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专门论述纳西族洞经音乐的文章是崇先的《丽江洞经音乐初探》（注：见《民族艺术研究》1989（1），页32――39,31），该文从历史概况、乐曲种类、音乐特点、乐队组织、音乐传承等方面初步探讨了纳西族洞经音乐。继之，有杨曾烈的`《丽江洞经音乐调查》、何青的《云南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桑德诺瓦的《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的传说、曲牌及形态》等文先后见于发表（注：杨曾烈《丽江洞经音乐调查》 载《丽江文史资料》1990第九辑，页114――138;1991第十辑，页30――47 何青《云南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 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2），页60――63 桑德诺瓦《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的传说、曲牌及形态》 载《民族艺术研究》（2），页17――25）。其中桑文通过传统称谓及其异变、民间传说、丽江洞经音乐溯源、丽江洞经音乐的分类及曲牌等方面的论述，揭示了汉文化对纳西族洞经音乐的深远影响，从而补证了纳西文化具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特征。此外，现任教于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的李海伦（Helen Margaret Rees）博士，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就读时，于1989年至1993年期间先后三次赴丽江，对纳西族洞经音乐等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实地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纳西族洞经音乐进行了研究，最后以“音乐变色龙”（A Musical Chameleon:A Chinese Repertiore inNaxi Territory）为题，于1994年完成其博士论文。作为首位系统研究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西方学者，她与其他研究纳西族洞经音乐的中国学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并非仅从纳西族洞经音乐的历史源流、曲目、乐器与乐队、表演方式等入手进行研究，而是将纳西族洞经音乐置于丽江的民族、政治、社会和经济历史，丽江纳西族音乐世界，云南的洞经音乐及洞经会等较广泛的背景中进行系统研究，探寻了纳西族洞经音乐与汉族音乐文化的关系及其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关系。
尽管学术界对白族和纳西族的洞经音乐研究已有了一定成果，但这尚不足以全面认识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洞经音乐虽然具有道教性质和道教色彩，而且是云南白族等少数民族道教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道教科仪音乐。在民间，它多以洞经会谈演洞经的方式存在或其他方式存在，不完全等同于道教音乐，况且洞经音乐亦非所有少数民族道教音乐的组成部分。要真正认识和了解
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除了洞经音乐外，还需对不同少数民族的道教科仪音乐进行研究。对此，尹祖钧等人曾作过有益尝试，90年代初其对河口瑶族道教音乐进行了调查研究。而1994年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更为拓展少数民族道教音乐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该计划中专门列有瑶族道教音乐以及白族道教音乐等少数民族道教音乐的子项目研究。杨民康和杨晓勋参与了其中有关瑶族道教科仪音乐的研究，他们以“云南瑶族道教科仪与科仪音乐研究”为题，对云南瑶族道教科仪音乐进行了考察和系统研究。罗明辉则在其博士导师曹本冶教授的具体指导下，参与了其中有关白族道教音乐的研究，并以“云南剑川白教仪式音乐研究”为题，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完成其博士学位论文。该论文在笔者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将剑川白族道教仪式音乐与其赖以生存的仪式视为一有机整体，并同时关照其所置身的地理与人文环境。该文还以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从道教在云南大理地区的传播和影响，白族固有的“本主”崇拜与道教的关系，剑川白族道教音乐的体裁形式与形态特征，剑川白族道教仪式及其音乐的生态环境，剑川白族道教仪式的应用与进行程序、其音乐的地域性特征及其与剑川民间音乐的关系，龙虎山道教音乐的关系及其跨地域性特征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此外，该论文还从剑川白族道教仪式音乐的考察与研究中，引发了笔者对洞经音乐的思考，并结合不同洞经音乐概念，就如何认识洞经音乐进行了探讨。这两项有关瑶族道教音乐和白族道教音乐的研究，为拓展少数民族道教音乐的研究领域作了进一步的有益尝试；为认识道教在一些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与影响、且道教又是这些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有机组成部分提供了有力实证。
篇3：我国道教研究综述
我国道教研究综述
道教属于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但是对他的'研究,在宗教学研究中则是较为薄弱的.20世纪初,学术界开始对道教进行研究,但到50年代,成果寥寥.仅有少量的专著与论文而已.80年代以前,道教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太平经>和与农民起义有关的一些研究,真正开始有规模的研究,是在80年代以后,特别是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培养了大量的学者,并以道教研究为其特色,为当代中国的道教研究打下了基础.20我国道教著作出版了24本,属于研究类型的著作有10本,约占总数的二分之一弱.
作 者：黄夏年 作者单位： 刊 名：中国道教 PKU英文刊名：CHINA TAOISM 年，卷(期)： “”(5) 分类号：B9 关键词：篇4：哈耶克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综述
哈耶克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综述
哈耶克研究经济、哲学和法学等问题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因而哈耶克经济伦理思想也散见于其各著作当中.国内外学界关于哈耶克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理论、自由之于经济、正义之于经济以及反国家干预理论的研究基本上揭示了哈耶克经济伦理思想的基本面貌.
作 者：黄长健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210097 刊 名：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DONG AGRICULTURAL ADMINISTRATORS' COLLEGE 年，卷(期)： 21(1) 分类号：F09 关键词：哈耶克 经济伦理 秩序 自由 正义篇5：周邦彦研究综述论文
周邦彦研究综述论文
周邦彦是北宋末年最杰出的词人，历来属词学研究的重点与热点。据定量分析的结果显示，在两宋十大词人“排行榜”上，周邦彦与苏轼同居第二位（参见王兆鹏、刘尊明《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20世纪的周邦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3月，《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刊登了崔海正、阎立亮的《近年周邦彦词研究述略》一文，湖北大学词学研究中心主编的《词学研究年鉴（1995～）》（武汉出版社3月版）刊发了董希平《苏轼、周邦彦及其词研究综述》一文，两文分别对前周邦彦及其词的研究成果作了回顾与描述。—三年中，对周邦彦及其词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共发表了近20篇学术论文，关于周邦彦与大晟府的关系有了新的发现，对周邦彦在词史上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关于周词艺术诸方面的探讨在角度上也有创新。现将三年的研究状况综述如下。
一、对周邦彦与大晟府及大晟词人关系的考证
这是三年中对周邦彦及其词研究取得的新突破。周邦彦曾出任大晟府提举官，使得大晟府在词史上蒙上一层炫目的光彩。诸葛忆兵《周邦彦提举大晟府考》（《文学遗产》19第5期）一文考辨了周邦彦在大晟府的任职经历，澄清了诸多史实，有助于重新审视大晟府对宋词的影响。该文认为后人对周邦彦的误解的关键点在于周任职于大晟府的时间及因此所发挥的作用。作者从周的履历和其他大晟府的提举官任期两方面加以考辨，认为周提举大晟府的具体时间，是在政和六年（1116）十月至政和七年（1117）三月之间，任期最长不超过半年，短则或许只有一二个月。此外，作者考证出，大晟府诸多重大举措，均与周无关；而且，周在大晟府期间与其他六位“大晟词人”（据有词收入《全宋词》者）鲜有共事与交游。这样，周对大晟府的贡献显得较小，澄清了自《碧鸡漫志》历《词源》而下的诸多不实之说。
龙建国《大晟府与大晟府词派》（《文学遗产》第6期）一文承杨海明的说法，将周邦彦归入大晟府词派，认为“大声”不仅是周对万俟咏词的审美评价，而且是周及其他大晟府词人共同的艺术追求。将周纳入一定的流派，在群体透视与个案分析中全面把握周词的艺术追求、艺术渊源与艺术表现等是一个新的进步，其思维与视角的突破，实大有功于周词研究。
诸葛忆兵《大晟词风和北宋末年世风》（《文学遗产》19第6期）一文称周邦彦为“大晟词人”。作者探讨北宋末年世风对周邦彦等人的创作影响，认为以周为首的大晟词人创作上呈现出某些共同特征，形成大晟词风。世风的谄媚、浮糜与趋雅相应地形成词风的谀颂、俚俗和醇雅。将周并入大晟词人，并据此而论其词风与世风之关系，有助于深入了解词体内部的某些演化嬗变轨迹。
二、对周邦彦的词史地位的论定
对周邦彦词史地位的探讨，近二年涉及的论文较多，其中以蒋哲伦《论周邦彦在词史上的地位》（《古典文学知识》年第1期）和杨万里《论清真词在宋代的文学效应》（《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为代表。
蒋文对前人“集大成”说提出异议，认为在周氏之前，苏轼等人“以诗为词”，已经对词的传统作了很大的突破，但他并没有接受这方面的成果；在他之后，辛派词入沿着苏轼的路子继续开拓，更有发展，也决不是他的词风所能包容得了的。从后面这个角度来看，周氏尽管“精工博大”，毕竟够不上“集大成”。此外，作者重点从词史演进的角度论述周在词体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认为，周作为“词人词”的最大代表，在词史上有着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同时，作者指出将清真斥作唯美主义或形式主义词风开启者的做法，则不仅无视于其词内蕴的深情远意，实际上也反映出对词史的演进过程的偏颇之见。我们不必完全同意“集大成”、“正宗”之类的封号，但其继往开来之功不可磨灭。
杨文从清真词在宋代被理解和被接受的过程来考察清真词在宋代的文学效应，以此论证周邦彦在宋代的词史地位。作者从宋人对清真词的评价和有代表性的宋人创作实绩两方面入手，对清真词进行历史面貌还原的阐释。宋人对清真词的评价，从三方面探寻：一是宋人词集序言或提要，二是宋人词话，三是宋人选宋词；从宋代词人的创作实绩来看，宋人学清真未得其真。通过两方面的考察，作者勾勒出清真在宋代的接受过程，并总结出三点结论：一、清真词名，始盛于殁后80多年，在此以前，词名并不显著；从南宋中后期开始，特别是到了南宋末，清真成了词坛的领袖，开始了统治词坛几百年的历程。二、宋人学清真往往只抓住其中的一个方面，忽视了从词藻、词法、词律等方面去学他，实际上是没有真正地了解他。广而言之，每个时代，只会依据自己时代的特点与风尚来理解和接受历史上的'某位文学家或某种文学传统。三、清真词集词体之大成，最为词家雅词正宗。
谈周邦彦在词史中的地位，不能不涉及到周在词雅化中的作用及其艺术成就。近年关于这个问题论述较多，依然集中在“集大成”或“结北开南”上，如王洪《试论唐宋词发展史上的五个里程碑及其词史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二期）一文认为“词史之流变，赋予周邦彦的使命，正是上承苏轼的雅格，并完成这种雅化之集大成的历史使命。清真词中的每个字，似乎都经历华夏几千年文明之酒的浸泡，洋溢着几千年文明的高雅之魂。”王兆鹏《宋词流变史论纲》（《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一文以代表词人为纲，对宋词的发展流程作了概括和总结。作者认为周邦彦注重词的章法结构，使词的艺术规范性得以提高，因而周最大的贡献，即在于对词艺的规范化。 三、对清真词内容题材及艺术表现的探讨
这是三年中对周邦彦研究的热点，不仅研究论文多，而且质量高。此外，对清真部分词作的鉴赏文章也多有妙解。
曹章庆《论周邦彦羁旅行役词的感情心态特征》（《广西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一文运用心理批评的方法，指出周邦彦的羁旅行役词表现出两种比较突出的情感心态。一种是追忆心态，其内容是对故乡的美好回忆的向往，对故乡亲人，尤其是对情人、歌妓们的想念和相思。其特点是在仕途受挫以后，退回内心，一步三回头，默默地咀嚼着过去美好的情景，以作心理补偿。一种是悲抑心态，词人心中的悲苦寂寥往往不是直接地宣泄出来，而是把它埋入心底，强行抑制而造成的一种欲说还休、沉郁顿挫的心理特点。“周邦彦始终没能像苏轼那样，以超然旷达的态度来化解政治上的挫折，而是竭力把这种悲伤加以压抑，潜流暗转，使人感觉此中有无限悲酸，但又无法说破。”这两种心态融合在一起，表现了一个品行正直、性格软弱的知识分子在40多年苦海浮沉中痛苦挣扎的灵魂。
陈磊《从清真、白石词看宋代咏物词的嬗变》（《复旦学报》1998第6期）一文从清真与白石的咏物词入手，对宋代咏物词的嬗变轨迹作过程性描述。在喻象的选择上，清真词喜好以柳作为咏物的对象，来抒发他那郁结于胸而吞吐不尽，令人梦回魂萦的情怀，也造成了他词风上的“蜿蜒流美”。（田同之《西圃词说》）在喻象再现的手段上，周词素以“描写物态，曲尽其妙”（强焕《片玉词序》）著称，周词中的花卉类意象多半呈独枝状态，以使词人描摹物态时逐一加以点染，词人作为超然于物外的独立角色，保持了颇为清醒的自我意识。虽然物象在词人带有移情色彩的观照过程中都被赋予了拟人化的形象，但客体与主体间的距离感却昭然可见。而正是这种空间上的距离感，才使词人得以从旁观者的角度审视物象的具体形态与外貌特征，才能以细腻熨贴的笔触再现出来。在比兴寄托的方式上，周词并不着意于寄托，表现出缘物起兴，情物交感的创作倾向，即所谓“感物言志”。
孙家政《勾勒，暗转，蓄势——周邦彦词艺术三题》（《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1期）一文，总结了周词的艺术表现内涵。周词一般在慢词长调中运用勾勒，讲求谋篇布局，血脉意气，首尾贯穿。题旨勾勒出后，后面的铺陈紧紧围绕，形成一唱三叹之致。暗转手法在周词中运用得极为成功，由于清真一生仕途坎坷，胸中块垒多于常人，作词喜制长调，自然暗转这种技法最适合表达内心抑郁不平，吞吐凝咽的情感。清真情深似海，作词喜欢蓄势，使情满不得不发，使无限情怀，最后展露无遗。勾勒、暗转和蓄势三种技法在周词中结合运用，把柳永慢词的直线型章法结构转变成网状结构，形成自己的独特抒情范式。
清真“下字运意，皆有法度”（沈义父《乐府指迷》）。对周邦彦的艺术规范，今人论述较多，王兆鹏提出“清真范式”，并在《宋词流变史论纲》（《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中作了总结，王文对清真词的章法结构、句法炼字和音律诸方面作了阐释。作者认为清真词的章法结构，由柳永词变化而来，变直叙为曲叙，往往将顺叙、倒叙和插叙错综结合，时空结构上体现为跳跃性的回环往复，过去、现在、未来和我方、他方的时空声景交错叠映，章法严密而结构繁复多变。清真词炼字的主要诀窍是善于融化前人诗句入词，浑然天成，如同己出，而意境更新，音律方面清真更是严格规范，用字分平仄，仄字中严分上去入三声，使语言字音的高低与曲调旋律的变化相结合。
关于清真词的雅，论述较多。罗章《从柳、周、姜词结构看宋婉约词的雅化过程》（《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一文较有特色。作者认为周词结构在词雅化中的重要意义是矫变了柳词的平叙结构，清真的这一改变，被视为一种进步，一种雅化的努力，此种结构方式即为“腾挪之法”，不直接抒情，闷住情感，转而研究理性，援用“腾挪”的技术性布局。这种需要反复咀嚼方能领会的结构方式提纯了风月情事中“情”的成分，降低了恋妓内容的刺激强度，有着明显的雅化功用。从审美角度观察，“腾挪”构筑了层层脱换的有意味的形式结构，形成了深深包藏的表现风格，这是将宋代文人极为洗炼的趣味感觉深深融合词这一样式的本来面目或纯粹抒情的质以后所产生的全新境界。
关于清真艺术上的问题，研究的视点趋向多元化与交叉化，在历史还原的基础上，体现出清真词作为当代存在的意义。更为深广的研究有待今后的努力。
关于对清真词作的赏析文章，三年中共有5篇，都写得文辞优美，给人双重享受。集中在对清真名作的赏析上，从题材内容、思想情感、艺术技法诸方面都有精到的描述。其中以黄维华《浅说周邦彦节序词〈解语花·元宵〉的造境技巧》（《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4期）一文较有特色，显出较高的水平。作者对清真词中的本事及用典阐析精微，并且能旁征博引，将全首词解析得让人尽知其味后觉味之无穷。点明清真此词艺术上的成功之处在于咏节序而又说尽人间风情，以常人之心写出了常人皆能感之的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
纵观以上所述，近年清真词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研究者的观念与思维方式在逐步发展变化，新的理论方法在逐步得到运用。但是，与苏、辛的研究相比较，仍稍逊色。首先，关于周邦彦与大晟府的关系并未得到最终确认，其中仍有许多争议之点。此外，在基础性研究方面，虽然已到较为完备的阶段，但是一部质量较高的词集编年注本仍是人们期待的。再者，作为一个大文学家，其诗与文的研究仍嫌欠缺。如何进一步开拓与创新，将是新世纪的周邦彦研究所面临的课题。
篇6：女作家-研究综述论文
女作家-研究综述论文
论文摘要：后女作家一直是80后文学中被遮蔽的一个群体，她们没有取得“美女作家”创作取得的社会效应，但是她们的创作已经不容忽视，然而对她们的研究从世纪初至今呈现增加趋势。目前有关这个群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文本两个主要方面。
论文关键词：后女作家,研究综述,文化,文本
80后一词是本世纪初被人们频繁提及的一个关键词，在文坛，80后文学作品也带来了一片喧哗争鸣之声。自恭小兵在天涯虚拟社区发表一篇名为《总结：关于80后》之后，80后文学逐步从市场、文学边缘场地进入到文学主流视野，文学评论界也给予充分关注，在白烨主编的中国文情报告（-）中明确提出“青春写作与‘80后’现象进入研究视野”，伴随80后文学群体的成长，其间一些青春女性创作也受到关注。“与80后女作家创作的丰盛相反，统观国内的文学评论，如《中国当代女性写作演变轨迹》、《中国当代女性先锋文学》、《对近二十年来女性写作的一点思考》等等文章，它们只论述到陈染、林白甚或卫慧、棉棉这批新生代作家，对现在涌现出来的‘80后’女作者所论甚少”。
由于这代人多半为独生子女,她们的文本特征没有强烈的性别差异，加之创作成就似乎有限，所以在评论她们的作品时,总体是将她们作为80后文学群体中一员进行多视角批评，喧嚣过后，回归客观，目前已有人关注到80后文学群体中的一个小群体——80后女性作家，对她们的研究可分两部分。
一、文化研究
80后的出场有着独特的时代文化背景，从20世纪末九十年代以降，随着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尤其是大众传媒迅猛发展，这场景是当代的年青人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生活现状，浸染其中的“80后”一代，尤其是生活在都市里的孩子，在很大程度上都慢慢地接受了这种文化的特性，他们的消费观念也随之慢慢形成。大众文化和大众消费形成和发展的后果就是人们，特别是都市里的青年们开始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进入新世纪，进而影响到她们的后期的文学创作。创作中呈现的特征也引起评论界的关注，目前有关文化关注的评论主要分为：一是，从消费文化视角分析她们的创作过程、文本内容显现。如《80后写作与青年亚文化》（华中师范大学，苏文清，2006）、《消费文化影响下的80后写作》（河北师范大学，梁瑛，）和《消费语境里的自我表达》（华南师范大学，黎玉娴。）这几篇论文中都提到消费文化影响下，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盛行、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逐渐取代了理想主义的商品经济时代，因而在他们的作品中缺少对于广阔的变革中的社会现实的深刻观察，更看不到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他们的创作更多的是对校园生活、青春期风花雪月的描述，对个体情感的宣泄和对时尚世俗生活的追捧，带有明显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倾向。二是，大众文化对文学生产的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也随之发生重大转变。如《大众传播视野下的80后文学现象研究》（山东师范大学，杜聪，2007）中提到，大众媒体对文学生产不断调整，并出现了80后文学这样的创作局面。文章分析说大众媒体已不仅是文学的载体或介质，它形成了新的文学传播语境，即文学多样而复杂的文化性凸显出来，除审美属性外，文学还有其他多种属性，必须把文学当作文化问题，置放到更为复杂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在拓展文学生产和传播空间的同时，也引发了作家、编辑、受众等文学群体的变动。三是，把世纪之交作为一个整体创作背景评论80后文学现象。具有代表性的评论有上海师范大学杨建龙教授的学生沈佳的一篇硕士论文——《新世纪初的文化语境与80后文学创作》，文章从世纪之交、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盛行，文学的市场化选择，后现代哲学思潮带来观念的变化、出版事业的改革，给80后文学的出场带来一个独特的文化语境和创作心态。
另外有关外部文化研究还有独特的一支，即关于《萌芽》杂志转型研究和由《萌芽》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现象的研究。这些为80后文学生成的研究提供更具体的文学场内分析。目前有关这方面的评论文章不多，具有代表性有两篇硕士论文。一是，华东师范大学2006届毕业生严琳的硕士论文——《当代文学生产转型中的萌芽》，论文主要从萌芽九十年代成功转型的标志——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一角度为切入点涉及80后文学生成的部分特征——“着力打造畅销书品牌，牢牢抓住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同时还将经营范围扩大到图书发行领域和教育领域，走上文化产业集团化的道路”。另一篇是，首都师范大学2008届毕业生徐海的硕士论文——《新的文化形态的确立》，论文以研究“新概念作文大赛”为中心研究一种新文化形态的形成，期间具体论述大赛形成发展的背景以及由此带来新的文化形态和新人（80后青春作家）的塑造，这些文化视角研究为80后文学内部文本研究提供详细背景知识和可挖掘的空间。从文学场视角研究80后作家的评论文章不仅有群体性介绍也有针对具体作家展开个案分析，如邵燕君于在《南方文坛》第5期中发表一篇题为《忧伤到生冷怪酷从张悦然的发展看文坛对80后的引导》的评论文章，明确提出“‘80后’由市场进军文坛”在媒体、市场运作下，同时一些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对张悦然作品可能缺乏正确解读和合理引导，所以导致文本中存在有限经验的拉伸现象。这一难得的担忧不仅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对80后以后的创作起很好的引导作用。目前从文化角度对80后女作家进行评论的文章至今没有，这依然是可待挖掘之地。
二、文本研究
新世纪初，当“80后”文学成为最为引人注目的风景之一，尤其众多80后作家纷纷出书，引起社会普遍关注，这一现象也引起评论界的关注：
（一）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文本主题的分析解读。
首先，“忧伤”主题是人们对她们文本内容的首要印象。比较引人注目的专著有黄浩、马政主编的《十少年作家批判书》（中国戏剧出版社，20）文中收集的几位评论文章（主要集中在张悦然身上）观点鲜明得指出张悦然“无谓的忧伤是种病”，虽然言语比较犀利，但是也一针见血得指出张悦然前期小说创作主题的典型格调——无限忧伤。正如莫言在为她的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980》作序时提出：张悦然的小说是“飞扬的想象，透明的忧伤”，之后众多有关张小说主题研究多沿袭这一脉络。《青春的落落花开_论张悦然小说创作中的心理情结》（《创作研究》，当代文坛，20第二期，张彩荣）从病态心理特征角度分析张悦然童话式叙事背后隐含的青春的忧伤。除此之外，郑州大学一篇硕士生论文《青春迷茫忧伤》（张彩荣，2007）中用“忧伤”一词作为80后写作的青春情节的之一。文章概述出“忧伤”主题之后，着重分析郭敬明、韩寒、张悦然、春树他们各自文本中显现的“忧伤”具体内容，其中提及张悦然主要通过唯美文字彰显愁绪，苏德主要通过残酷的叙事凸显忧伤内容。
其次，“青春的成长”主题是继“忧伤”主题之后的又一次要特征，也是人们对她们研究的重要方向。独特的成长环境，不同的.成长体验形成独特成长题材的青春文本。20世纪80年代是激情的年代，之后的90年代是市场、转型的代名词，成了“飘”的年代。80后成长于价值观念不定的世纪之交，困惑、迷茫、叛逆、孤独不自觉成为他们成长中的主题词。正如胡澜卿在其硕士论文《青春的困惑成长》（首都师范大学，2008）所分析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优越的物质坏境”“紧张的教育体制”“新鲜东西诱惑”“时尚刺激”“西方亚文化影响”导致80后与众不同的成长模式。在另外一篇硕士论文《青春与成长》中也提到类似的成长主题：“离群索居的孤独者”“难以彻底的叛逆者”“缺失根性的悬浮者”。对群体的成长主题关照过后，80后女性作家文本中的成长主题也引起大家的重视：《80后美女作家及其小说创作研究》（贵州师范大学，陈芳，2008）中从女性青春成长这一永恒主题，阐释80后女性作家成长中“对自由的不懈追求”“如影相随的孤独感”“挥之不去的忧伤情调”“对爱的呼唤”。除此之外有关80后女作家个案研究中也对成长主题展开了解读，如《爱与成长——读张悦然的水仙已乘鲤鱼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徐媛，）详细阐释了“女主人公在青春期所遭遇的种种爱的缺失和获得,在得而复失的过程中,女孩渐渐长大”的少女成长主题。
再次，“女性特征”是除上述主题创作特征之外的又一内容。80后女作家作为80后作家群体中一员，其性别特征决定她们的文本中应该有属于她们自己的文本主题特点。有关这方面的关注早在20就已经有研究文章。如河南大学李校真在其硕士论文《方舟浮沉》中就已经将张悦然作为女性作家中独特一员，详细分析其小说中女主人翁之间同盟关系、启蒙关系、救赎关系、同性爱关系的存在，并因为女性自身缺陷而导致情谊走向破裂。文章从其文本创作背景、存在方式、破裂纹路、美学意义四章逐级分析、研读。有关于张悦然作品中女性主题的具体分析层出不穷：《郁美之城的三重缺失——我读张悦然》（《文艺评论》2008杨雪）分析了张作品从《葵花走失在1890》到《誓鸟》，女性主题由少女的敏感抑郁向内心隐隐浮动的母性温情嬗变得过程。《自闭天空下的疼痛快感——女性写作视阈下张悦然小说〈誓鸟〉的当代意义》（《名作欣赏》，精品集萃，张妍）从女性“自闭的幻想天空”，“在疼痛中狂欢”和“对现当代女性观的演进和碎裂”三方面逐层深入分析，尤其最后一节分析《誓鸟》中少女形象接续了新世纪以来女性写作的性别意识、先是女人后是人、“欲望化写作”、“身体写作”这些观点。除此之外，《张悦然的女性青春写作》（《文艺争鸣》，20第2期，张文东）从女性青春写作角度分析《黑猫不死》这篇小说中的女性主义特点，作者认为“小说中黑猫墨墨完全是一个隐喻的存在，是文中‘我’的‘体外的灵魂’”“黑猫首先遭受了以父亲为代表的‘父权’的虐待致残，然后遭受了以晨木为代表的‘夫权’的抛弃致死，而它在临死之前却仍然履行了一个母亲所能履行的责任，生下了小猫。”文章还进一步将张悦然这种用“绝望的笔调渲染着女性永远的孤独”与徐坤“满怀热情寄希望于女性自我的成熟、蜕变”进行比较分析，使张悦然独特的女性青春叙写研究更透彻。
（二）叙事技巧是众多有关80后文学研究中的另一个重点。
此外，王冬静在2008年第7期的《湖北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张悦然小说的修辞艺术论析》的论文，运用语言学领域宏观修辞学的方法，独辟蹊径解析张悦然的作品，其结论诸如“视点转换技巧的恰当运用”，“作者对人物意识的恰当把握和掌控”，“辞格的成功运用———比喻的设置”等等，颇为新颖。
综上所述，从当前的研究现状可以清晰看到有关80后女性创作群体的研究已经有一些成果，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首先，把这个群体单独作为一个分析对象的研究仍然不够，即使有一定的研究，其深度仍不足。
其次，有关她们小说中呈现的女性青春叙事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尤其是文本中叙事主题的嬗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群体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青春叙事个性。虽然她们属于80后文学群体中一员，但是由于性别原因决定她们有着新世纪初青春女性的独特性，张悦然的创作近几年备受文学主流界关注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再次，有关80后女、男作家的创作比较也是目前很少涉及研究方向，他们都属于80后，但是在叙事同一青春主题内容和叙事技巧方面必然有诸多的不同。
最后，将80后女作家与其他女作家的创作进行比较分析的文章不多。因此对这个群体进行深入研究有一定的空间和意义。
篇7：国内语用学研究综述论文
国内语用学研究综述论文
摘要：语用学研究在中国历经20多年的发展，从最初对西方语用学理论的简单引进、介绍到结合汉语实际开展理论和应用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首先回顾了语用学在西方的发展历史，然后指出了当代语用学研究的两大流派，最后展望了语用学在宏观层面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语用学；历史；现状；流派；趋势
语用学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但是直到70年代才把它看作一门学科。语用学把语言、现实和人类自身联系起来，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现在，语用学已成为语言研究的一个重心，是语言科学中一个富有生气的领域。
一、语用学在西方的发展历史
语用学渊源于哲学家对语言的探索。上世纪30年代，美国逻辑学家莫里斯（CharlesW。Morris）在《符号学理论基础》一书中，提出了符号学三分说：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
从50年代初至60年代末，语用学领域的探索有了突破性进展，这一时期语用学研究的成就应归功于另三位哲学家的理论建树。他们是英国哲学家奥斯汀和美国分析学家赛尔、格莱斯。奥斯汀“不满意语言哲学对所指、意义、陈述的真实和谬误的传统研究”（Leech，1981：321），首先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向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挑战。70年代后，在研究了奥斯汀的间接施为句基础上，他又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 speech acts）——话语的形式不直接反映出这句话的交际意图。赛尔甚至提出“语言理论是行为理论的一部分”。现在言语行为理论已成为语用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进入70年代，语用学异军突起，成为语言学的'一门独立学科。1970年在波士顿召开的《自然语言的语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标志着语用学研究时代的开始，成为其蓬勃发展的契机。1977年，《语用学杂志》在荷兰正式出版发行，标志着语用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已得到承认，确立了它在语言学研究中的地位。这个时期的研究表现出下面几个特点：
（1）人们从各种观点（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等）、各个方面（指示语、会话含意、言语行为等），围绕语言使用的各方面问题进行研究，形成了多元化的研究趋势；
（2）语用学吸引了众多语言学家的兴趣，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冲破了哲学家的一统天下，已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中心领域。
语用学在70年代的确立为80年代的迅猛发展铺平了道路，语用学研究已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大发展的主要标志是：
（1）语言学家对前期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成果开始进行梳理和总结，语用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研究内容具体化。语用学研究朝着统一协调的方向发展。
（2）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讨论的问题宽泛但主题集中，已不再局限于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开始触及语言本质的某些重要理论问题，如语言使用者的知识和语言使用的关系，语言结构如何跟语境相互作用等问题。
（2）语用学由纵向的内部各部门之间关系的研究转向了同语言学各核心学科之间以及边缘学科之间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促进了语用学自身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其他学科的发展，形成了以语用学为中心，各学科同步发展的局面。
二、语用学研究流派和发展趋势
语用学是关于语言使用的研究。以这种基本的认识为前提，国外语用学研究形成了两大流派：英美学派的微观语用学和欧洲大陆学派的宏观语用学。前者认为语用学如同音位学、句法学、语义学一样是语言学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即“分相论”；另一种观点认为语用学是对语言和交际的认知、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研究，它是对语言功能的一种综观，即“综观论”。
向明友（2006）认为当前语用学的研究现状和趋势是在沿着完善理论体系和拓宽应用领域两个方面发展的。理论体系的完善是在沿着以下三个方向朝纵深展开：
（1）突破英美语用研究传统，将语用学具体化为一种从认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整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形成与英美传统对垒的语用“综观论”。
（2）着力尝试语用研究方法论的革新，不再将语用学局限于语言哲学的定势。
（3）语用学理论发展的第三个方向体现于关注语言使用与社会文化、大脑神经等的关系。
参考文献：
[1]胡壮麟。语用学[J]。国外语言学，1980，（3）。
[2]孙淑芳。俄语析使言语行为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3]向明友。语用学研究现状谈[J]。中国外语，2006，（1）：10—11。
篇8：大学生心理压力研究综述论文
大学生心理压力研究综述论文
试论情感语言节目主持人万峰、钟晓的语言特点基于园本课程开发背景下研究教师教育理念的形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护理相关因素分析及对策试析价值多元化背景下学生价值观的引导试论高等职业院校高等数学课程改革争议试论中职《外科护理学》的情境式教学试析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问题研究经济学和经济法基础课程融通教学小针刀治疗颈椎病疗效观察手术侧卧位适宜度的研究
一、研究方法综述
归纳高校学生心理压力的研究方法，基本分为两种形式：其一是主观性的研究，如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其二是较为客观的研究方法，如通过量表的客观研究。
二、研究内容综述
概括高校学生心理压力的研究内容，其主要涉及压力源的调查、造成心理压力的原因、压力程度的比较、学生对压力的应对措施、供学生参考的解决方案，以及典型人群的心理压力问题，等等。
压力源的调查主要涉及学习、人际交往、经济状况、恋爱、前途等方面；造成心理压力的原因主要有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学校环境等；学生的应对措施一般有消极逃避、宣泄、找人倾诉、认知调节等。
解决方案中的社会方面主要提出应提高全社会对心理健康的重视、建立健全和完善各种社会机制。多位学者提出运用多种媒体手段，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积极进取、愉悦和谐的社会环境，提高全民的心理健康意识，为大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和谐的社会氛围；通过社会减轻疏导大学生心理压力，社会相关部门要切实制定并采取有效措施，配合高校，通过建立健全和完善各种社会机制来减轻、疏导大学生的各种心理压力，遏制用人制度上的不正之风，使学校和用人单位形成一种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良好机制。
家庭方面主要提出应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采取民主的教养方式等。一方面，父母本身要在耳濡目染中教会子女宽容理解、乐观豁达、自信开朗、与人为善的良好性格和品质，为子女营造一个身心健康成长的家庭氛围。另一方面，父母应与子女多进行交流沟通，使子女充分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家人给予的强大支持，让子女能够在家庭成员间健康和谐的氛围中获得尊重与信任，进而树立自信；采取民主的教养方式，为了维护孩子的心理健康，父母需要采取民主的教养方式，营造宁静愉快的家庭气氛，和孩子形成亲密关系，并注意自身的心理素质，以给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多引导其参加各种集体活动或比赛，培养团结合作互助的精神；多给予子女理解支持和鼓励，培养子女的自信心；父母对子女提出的要求要实事求是，不能不切实际地将过高的期望和要求强加于子女身上，等等。总之，要尽可能地采取科学民主的家庭教育方式来减轻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压力，以培养健康的心理和完善的人格。
学校教育方面的研究主要提出应加强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加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良好环境，培养综合素质，努力做好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等。
压力程度的比较主要涉及性别压力之间的比较、年级之间的比较、生源地区之间的比较、专业比较、年龄比较等；对典型人群的心理压力研究一般是对学生干部或身体健康有问题学生的研究。
三、研究结果的综述
大学生在校园生活中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压力，没有压力的学生占极少数。男生的压力水平要略高于女生。
从整体来看大学阶段所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对学习、人际交往和前途方面的考虑，经济状况、恋爱等方面对学生的影响比重不是很大。
虽然学习问题是大学阶段困扰学生的主要问题，但是随着年级的升高特别是大三以后学习方面的'压力是逐渐减少的，恋爱问题在大二和大三的时候比较突出。在恋爱的问题上女生所承受的压力要比男生大得多；地区差异表现在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在经济上所承受的压力要大于来自城市的学生。另外，不同专业方面的比较显示，理科生的学习压力要远高于文科生；人际关系维度一般没有明显的年级差异。
综合研究报道，学生认为压力给自己带来的是消极影响，大学生应对压力时所采取的措施是多元的。大部分学生能够较好地处理压力事件，少数学生缺乏解决能力。
四、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现有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但是当下的研究对于压力源的划分缺乏一致性，诸多研究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学术界尚未形成比较统一的观点。同时大多数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压力状况的描述方面，关于压力的应对策略研究尽管提出了很多的解决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缓解大学生心理压力的参考，但是总体来说，这些方法推广性不高，有的比较空泛，有的又过于具体，对于实际问题的根本解决指导意义不大。大学生在面临压力的时候应该怎样做，教师和家长应该怎样做，这些有应用价值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另外从研究方法来看很多人都采用问卷法，实际上就是通过大学生自己的主观感受来进行研究，主观性很强，尽管也有很多研究者使用了量表法，以实现客观化研究的目的，但是这些量表的推广性不强。最后从理论基础来看，目前的研究由于是描述性的居多，因而理论的依据不是很充分，对于一些由压力性事件带来的大学生心理问题没有从心理学理论的高度加以解释，不利于心理问题的诊断和治疗。
参考文献：
［1］文丰安.当代大学生压力之理性审视［J］.社会科学家，，10.
［2］周少贤.当代大学生的压力状况及其应对策略［J］.心理研究.2009，2.
篇9：汉语谚语研究综述论文
摘要 本文主要是对近几年来对汉语谚语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内容主要涉及从本体的角度对汉语谚语的研究、从英汉对比的角度对汉语谚语的研究和有关对外汉语教学中谚语教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目前汉语谚语研究中仍旧存在的问题，哪些是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的。
关键词 汉语谚语 综述 对外汉语教学
谚语是流传于群众之中的通俗易懂而含义深刻的现成语句，它用通俗、简练的语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并且含义深刻。谚语概括了人民群众社会生活中多方面的经验和客观真理，对他人和后人都有长久的莫大教益。汉语熟语数量极多，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极富有民族特色，所以，相关学者越来越重视汉语谚语的研究。本文基于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对汉语谚语做一个综述，探讨目前汉语谚语的研究还存在哪些问题，哪些方面是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的。
一、从本体的角度对汉语谚语的研究
钱玉莲在《现代汉语词汇讲义》中提到了汉语谚语的性质，并对谚语的内容作了归纳总结，谚语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各个不同的领域。除了谚语的性质和内容，书中还提到了谚语的结构特点和意义，作者在书中对汉语谚语做了总的概括，有利于后人在研究谚语时寻求理论依据。
在由浙江省温州大学、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汉语语汇学学术研讨会上，付乔的《浅析关键性语素的解释在谚语释义中的重要性》一文,从编写谚语辞书的实践中总结归纳出谚语语目中可能成为关键性语素的常见类型,并从不同角度剖析了解释好关键性语素在谚语释义中的重要性。大会中，史素芬的《谈谚语的变异问题》通过大量例证,对谚语的变异现象进行了概括和归纳，这对人们理解谚语的含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高兵的《汉语熟语的民族特色研究》一文，主要从数量、内容、来源、形式上对汉语谚语的民族特色做了研究，作者指出在数目庞大的汉语熟语体系中，谚语占着很大的分量。
该文指出汉语谚语大都是来源于民族语言的历史遗存，是汉民族自己创造的。笔者从形式和内容上对汉语谚语作出总结，说明谚语是极富有民族特色的。
付平平在《概念整合理论对汉语谚语的解读》中介绍了如何运用概念整合理论对汉语谚语的意义构建进行动态分析，作者提出之前人们对汉语谚语的解读一般都是关于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很少从认知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在这篇文章中，笔者从一个全新的认知角度去解读汉语谚语，利用概念整合理论对汉语谚语这一极具民族特色的语言现象进行阐释，这又开拓了汉语谚语研究的新空间。
刘微微、刘洪泉的《汉语谚语的文化含义及翻译》和王岩在《汉语熟语文化学研究的现状和框架》都是从文化学角度研究汉语谚语，主要阐述了汉语谚语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文化特征，分析透视谚语中所蕴涵的文化，这些后者在研究汉语谚语的时候都是可以借鉴的。
王鸿雁在《汉语谚语的句法形式特点分析》中研究分析出了谚语在性质、功能上相当于一个词,按学术界公认的一种说法即是“词的等价物”，指出谚语具有不同于一般词语的外显特征，同时又讲到了汉语谚语的功能。他的研究还分析出了谚语的形式：单句形式、紧缩句形式和复句形式，以及汉语谚语的省略形式，这体现了谚语的口语风格，形式上实现了谚语简约的价值。
二、从英汉对比的角度对汉语谚语的研究
研究谚语对比的学者也比较多，在众多的研究中，英汉对比占大多数，主要是因为汉语谚语与英语谚语有很多的相似性。但是由于文化等因素的差异，汉英谚语还是存在着很多不同之处。近几年来，学者的主要成果是分析两者的异同，探讨一些行之有效的翻译方法，以求更好地为跨文化交际服务。
刘微微、刘洪泉主要从宗教思想、人文思想、道德观念三个方面阐述了汉语和英语谚语的文化内涵，指出了两者的异同点。文中介绍了汉语谚语英译的四种方法：再现汉语谚语中的形象直译、转换汉语谚语中的形象套译、舍弃汉语谚语中的形象意译、借用英语谚语中的形象套译，强调谚语翻译时,要充分考虑到谚语的语言特点和文化背景,根据具体的情况灵活处理。
林安洪、姜诚指出汉语谚语与英语谚语的主要区别表现在稳定性、地理位置、历史习俗及宗教方面，揭示出汉语谚语比英语谚语固性定强。由于地理位置、历史习俗和宗教信仰的影响，汉语谚语与英语谚语有着很大的不同，反映了各自的民族文化。
沈奇在《论英语谚语的汉语翻译方法》中通过对比提出了汉英谚语互译的几种方法：套用现成的汉语谚语、“客随主便”与“主随客便”、“直译”与“意译”。
杜金有指出谚语是语言文化世界里的奇葩，在各民族语言文化中担当着重要角色，文章从谚语的来源和修辞两个方面比较分析了英汉谚语的异同，揭示出英语和汉语中有许多谚语来源或衍生于外来语。周玉亮在《英汉谚语对比研究》中指出汉语谚语和俗语的关系，分别从主要来源、句法特点和语体特点等方面对英汉谚语进行了对比研究，讨论了英汉谚语在形式与内容方面的对应、半对应与不对应情况，并且提出了文学作品中谚语翻译的主要原则，体现了英汉谚语对比研究的现实意义，即它对翻译活动的借鉴作用。同时作者还指出英汉谚语对比研究，仅有一些相关的论文散见于各种学术刊物或论文集当中，专论性著作尚未问世，与英汉成语(或习语)对比研究相比显得尤为滞后。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有待后者的研究。
薄鲜娥、冯建民、许丽红、高小燕、王清宁等学者也从汉英谚语对比的角度研究汉语谚语的，笔者在这里就不详细叙述了。还有一些学者，如张宜波(《英汉植物词语的国俗语义对比研究》)、孙永红(《中英文动物词语的不同文化内涵及差异》)、周昆翔(《从概念隐喻看英汉动物词语的文化异同》)等，从带有动植物词语等词语的谚语入手，对汉英谚语做了比较，分析了两者的文化差异。
三、有关对外汉语教学中谚语教学的研究
谚语作为一种口承语言文化现象在语言学上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留学生学习汉语谚语,可以深入了解汉民族独特的文化特征及隐藏于语言背后的文化差异,对提高汉语口语水平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随着汉语热的逐流，一些学者开始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研究汉语谚语，试图从中找出汉语谚语教学的好方法。
赵现琦在《对外汉语口语教学中谚语教学的重要作用》中揭示出留学生学习汉语谚语可以深入了解汉民族的独特文化以及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文化差异，学习和掌握一些常用的谚语可以提高自身的口语交际能力，使自己的汉语说得更加地道。同时作者提出了谚语教学应注意的问题，如教学应该选择一些有教育意义的谚语，语交际实践中学习和训练谚语等，笔者提出的观点和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在汉语教学中借鉴和注意的。
林安洪、姜诚在《英汉谚语的差异及其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指出把民族谚语的差异应用于课堂教学中，不仅能增加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扩大他们的知识面，还能提高他们的涵养，笔者的方法在对外汉语谚语教学中也是行之有效的，值得我们借鉴。
王振来的《熟语的文化附加义》指出初级留学生和谚语接触较少,中高级阶段与谚语的接触逐渐增多，留学生学习谚语难在文化附加义上。笔者就留学生学习汉语谚语难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指出留学生要想学好汉语谚语，就要了解谚语的文化附加义，正确使用谚语。笔者的见解对对外汉语谚语教学有很大的帮助，对从事对外汉语工作者有很大的启发性。
四、结语
近几年来，相关学者对谚语研究越来越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我们发现谚语研究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专门研究汉语谚语的论著还不多，很多都是随着汉语熟语的研究出现的，而且研究都是从大的方面入手，还不够细化。谚语的对比研究成果虽多，但是大部分都是汉英对比，汉语谚语与其他语言谚语对比的很少，而且很粗化。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研究汉语谚语起步比较晚，虽然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谚语找到了一些谚语教学的方法，也行之有效，但是不够系统化，比如说对外汉语教材中该选择什么样的谚语，专门的谚语教材如何编撰等问题涉及的很少。总之，汉语谚语研究的空间还很大，无论从哪些角度去思考去分析，我们都可以找到切入点，这些都有待学者们去研究.
篇10：准社会交往研究综述论文
准社会交往研究综述论文
一、引言
准社会交往源起于美国心理学家霍顿和沃尔1956年发表在《精神病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文中指出人们会将媒介中的人物当成真实的人物对待，并会对媒介人物的言行举止做出反应。这一概念自上世纪90年代，尤其本世纪初以来，受到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但这种关注相对集中于心理学和传播学领域。且在概念定义上，学界各学者对于准社会交往的内涵认知尚未达成共识。因此，本文基于国内外之前的研究，对准社会交往的概念、影响因素、影响结果行简要概述，以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启示。
二、准社会交往的概念
近年来，关于准社会交往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因研究情境各不一致，学界对准社交往的概念定义也各不相同。虽广义上均以受众为中心，沿用霍顿和沃尔一文的理解，认为是受众对媒介人物的一种真实存在的幻象。但从狭义而言，对准社会交往的内涵理解存在差异，从整体上可分为四类：（1）沿用霍顿和沃尔对准社会交往的理解，将其定义为媒介受众与媒介人物之间基于媒介的主观想象的、亲密的关系。（2）将媒介细分至具体的情境，定义为受众与某种特定媒介人物之间的感知人际关系，如陈耀等基于微博的视角，将其定义为受众与微博人物之间的关系。（3）侧重于受众对媒介人物的情感感知，认为受众与媒介人物的关系基于其对媒介人物的情感依恋。（4）侧重于其互动性，认为受众会与媒介人物进行单向沟通，而媒介人物也会根据受众的反馈或换位考虑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举止。本文认为，准社会交往的定义应不局限于某一特定情境或者某一特定对象，而应基于其概念整体，具有适用性。
三、准社会交往的影响因素
以往研究主要从个体因素、情境因素和社会因素三个方面对准社会交往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
（一）个体因素
通过对现有相关文献的整理发现，对个体因素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人口统计学变量、个体特质和动机。女性的准社会交往水平要比男性的准社会交往水平高，这一结果主要是基于女性的情感更为细腻，更容易产生情感依恋。但学术界对此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例如朱秀凌关于未成年人的研究便发现，未成年人的性别对准社会交往并没有影响。同时，性格内向的人往往会因与他人交流少，而通过与媒介人物的交流来填补孤独感，因此准社会交往水平会高于外向的人。此外，准社会交往也会受信息寻求、社会交往和娱乐等动机和人际吸引等因素的影响，受影响越深，准社会交往水平会越高（韩啸等，）。
（二）情境因素
对情境因素的研究集中于平台和准社会交往形式。在诸如Facebook等社交网站上的准社会交往可能会更强，因为在这类平台上发布的内容更为生活化、多样化。此外，发布的内容和形式也会影响准社会交往的水平，如发布情感性较强的内容更能将受众带入其设定场景。例如，看电视时常易随剧情发展而出现情绪起伏，甚至忽略周围环境的情况。同时，高质量的信息也能促进受众与媒介人物更进一步的准社会交往。
（三）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是影响准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因素。准社会交往需要借助一定媒介作为信息载体，诸如电子设备，而媒介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会影响受众准社会交往的.水平。这其中，技术因素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再者，在准社会交往中，很大一部分源于追星现象。粉丝常因自己的“爱豆”去观看某些节目、听广播、打游戏或者使用社交网站等，这其中除去技术因素的关键作用，社会对于追星包容程度，及各类活动的举办都会对准社会交往产生一定影响。
四、准社会交往的影响结果
一般而言，受众与媒介人物的准社会关系越强，其越有可能产生下一步加强联系的行为。现有文献主要研究了以下两个方面。
（一）情感联系
情感联系是准社会交往研究关注较多的结果变量。研究发现，受众在准社会交往的影响下，会感受到与对方关系的亲近，产生对对方身份的一种认同感，进而提高对彼此感知关系的忠诚度。例如对企业的忠诚度或对品牌的忠诚度（Tsiotsou R H,）。此外，准社会交往还会对受众自身的感知产生影响，尤其是在追星现象中，由于明星在平台中塑造的形象大多是积极完美的，因此追星可能影响对自身的满意度。
（二）参与行为
参与是关于准社会交往研究得最多的结果变量。如，在政治选举时，候选人通过社交网站与选民进行互动，分享观点和态度，可以有效地影响选民对候选人的印象和投票意向。购买行为也是较为常见的，例如，粉丝会因为某个明星的代言而购买某些自己并不是那么需要的产品，并且会对这些产品产生情感（包敦安等，）。此外，参与行为还包括内容转发、讨论参与等。
五、未来研究方向
根据文献整理，本文发现以往对准社会交往已经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究，但仍有所欠缺，需在未来进一步地进行研究。（1）准社会交往的定义，以及其与准社会关系的界定仍不明晰，需进一步明晰二者的定义和关系；（2）虽从各角度分析，准社会交往之前研究的作用机制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毕竟源于外国情境下的某些特定研究，其测量量表并不一定符合国内的实情，因此，本文认为需要基于国内的情况自制量表或者修改量表（3）由于准社会交往需要借助中介，因此还需探究发布内容等对受众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等。
篇11：姜夔研究综述论文
姜夔研究综述论文
崔海正先生于初发表的《近十年姜夔词研究述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2月）对1987年至近十年的姜词研究作了详尽和精辟的论述。本文对年至世纪末三年的姜词研究作一简单回顾。
近三年关于姜夔的研究论文多达30篇。相比1987年至19这十年的20余篇，可谓多矣！这表明姜夔正日益受到关注，并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些论文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姜词题序的研究
姜词现存约84篇，除3篇外，其他皆有题序。其中长序31篇，短序包括词题50篇。20世纪末期的几年时间里，关于姜词题序的研究论文达4篇之多，约占总数的1／9。其中论述新颖的是陈洁的《论姜夔词与题序之关系》（《中国韵文学刊》第1期）。陈文指出姜夔词的题序创作之所以典型，不仅在它数量多，更因为词人对这一文体所倾注的浓厚兴趣和真挚的感情。特别指出81篇题序只有一些词题和短序在作词之前完成，而长序则多作在词作完成之后，甚或是后来补作而成。作者还运用统计的方法，发现在姜词中，长序与慢词、自制曲、短序和小令形成较为明显的对应关系。即慢词、自制曲多用长序，令词多用短序。姜夔制作题序的目的，已超出了单纯记录创作经过、缘起的藩篱，而把自我情感的酝酿过程置于重要地位。题序与词的关系，由外而内，呈现出一种感情上的关联。陈文接着指出作者对制词的缘起、思路的提示和情感基调的铺垫，使题序成为一条深入理解词作相对可靠的捷径。其同时也指出了词序的弊端，认为两者互相重合，令人生倦；同时有少数词的情调与题序也不完全一致。最后作者认为，当读者跟着序文的线索读完全词之后，便会觉得不过如此，失去了在神秘状态中探求未知数的成就感。词的多义性和隐喻性才是具有魅力的源泉。因此，当词与题序产生矛盾时，研究者应回到原文。姚大勇的《姜夔词小序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第4期）认为姜词小序内容不拘一格，文笔轻灵活泼，多富自然之趣。姜夔拓展小序的领域，是对传统小序概念的突破，体现了词人新的词学观。并认为姜对词小序创作的重视，实是当时推尊词体思潮的一种反映。
二、从音乐角度研究姜词
姜夔对音乐具有相当的造诣，其词作无形之中会受影响。这四年来，从音乐角度研究姜词的论文也有4篇。其中以赵曼初《姜夔词调声辞配合关系浅说》（《中国韵文学刊》年第1期）一文最有特色。赵曼初首先认为姜夔词调可能反映了一种独特的声辞配合观念；其词调正处于宋词格律由平仄规律演化为四声规律的`重要转折阶段；认为姜词调具有长期的典范意义，在词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然后作者带着这些问题对姜夔《白石道人歌曲》进行了研究。运用统计学研究方法，从音阶、音高、音长、音程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姜词语音四声与乐音的联系形式，探求了姜夔词调的声辞配合规律，认为词的格律形式已由平仄规律发展为四声规律，并且是宏观守平仄规律、局部守四声规律，其中体现了宋词格律的基本原则和完美标准。该文所提供的研究结果与方法，有助于揭示汉语歌曲声辞配合的一般规律，并可为词谱学研究开辟一个联系实际歌唱的新境界。姜夔词调的声辞配合方式，代表着宋词歌唱的成熟的格律形式，是继周邦彦词之后本色当行的一代典范，其引商刻羽的协律技巧为元曲的格律形式精密化开了先河。
三、对单一词作的解读
近三年对姜夔单一词作进行新的解读的论文共4篇，其中三篇解读《扬州慢》，一篇解读《疏影》。王昌伟《姜白石〈疏影〉词意臆说》（《中国韵文学刊》19第2期），高恒文《姜夔〈扬州慢〉的现代阐释》（《天津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二文颇有新意。对于《疏影》一词的词意历来众说纷纭。作者从文中所用的典故着手，推断出该词确有包含国家兴亡之寄托。王文指出词中借用了赵师雄遇梅神以及寿阳公主的故事。赵师雄遇梅神的男主角姓赵，而寿阳公主之梅花妆的故事发生在刘宋。则二故事合之便寓赵宋。认为该词包含规劝赵宋王朝珍惜现有一切的深意。但作者最后指出，在缺乏材料的情况下，任何结论都只能是推测。高文则试图从现代阐释学的角度对姜夔的《扬州慢》作出一种新的阐释。指出《扬州慢》一词频繁引用前人的诗句，说明姜夔在对扬州进行“阅读”时，历史上关于扬州的各种文本制约了他对这座城市的历史与现实的一种特定的感受和理解。但其通过《扬州慢》的写作又重扬了他所提供的对这个城市的一种新的文本形式。作者把这首词与周邦彦的《西河·金陵怀古》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周词只是巧妙地袭用了刘禹锡的诗句，而姜则成功地实现了与杜牧的对话，认为姜词在艺术上高周词一筹。 四、继续深掘姜词的精神底蕴和美学魅力
对于姜词精神底蕴和美学魅力的开掘是近年来姜词研究中的重点，但能推陈出新的论文不多。杨海明先生的《无枝可依：姜夔的飘零之感和恋家之情》（《齐鲁学刊》年第4期）指出，作为一名“江湖词人”，姜夔虽以其出众的文才而广受当时达官贵人的赏爱，但终究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他仍是一位没有独立政治地位、旅食于豪门的清客文人。这样的“角色定位”便决定了其词作中始终潜隐着一个“无枝可依”的寒士所特有的身世飘零之感。而对温馨的家庭生活和男女情爱的眷恋与缅怀，又使其词中透出一股热切和带有艳情气息的恋家之情。二者相反相成地共同构成了白石词作为一名“江湖词人”之词的重要人生意蕴。
李康化的《从清旷到清空——苏轼、姜夔词学审美理想的历史考察》（《文学评论》1997年第6期），为我们勾画了从苏轼到姜夔之间的词学演进轨迹，抽绎出二者之间相关联的美学意旨。通过比较，作者认为并非稼轩承苏轼遗风，实姜夔承东坡衣钵。长期以来，论词者认定辛弃疾是东坡的最佳继承者，作者并不否认词史中“苏辛”并称的理由。认为在对词的观念和功能的看法以及题材的扩大和深化上，特别是使词脱离音乐的束缚进而发展成为一种以抒情为主的长短句格律诗，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但他们之间的相似点仅限于这些文本形式外在方面。一旦超越这个范围，尤其是在具体的人生态度、审美趣味等深层精神风蕴方面，则罕有相同点。作者指出，从深层次的词学审美心理和人格精神建构的维度看，白石较之稼轩更得东坡词学审美理想的神髓。因为他们之间的精神品格惊人地相似，对词的抒情功能的认识亦相同。因此与东坡精神相似的白石在词学审美理想上自然会呈现趋同苏轼的迹象，在柳永、辛弃疾之外别树一帜。苏、辛、姜三人都有气格，但辛只有气格，只能属豪放。苏、姜二人在有气格的前提下，出之以高淡，调遣清疏的文藻。但东坡表现为“清旷”、姜夔表现为“清空”，这体现在“清空”较之“清旷”更多来自运笔的讲究与语辞的雕饰。东坡乃天然标格，白石注重字句锤炼。
孙维城先生的《“晋宋人物”与姜夔其人其词——兼论封建后期士大夫的文化人格》（《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指出姜夔钦羡晋宋风韵，希望自我价值被发现被肯定，能得到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但由于社会的现实，对自由生活与独立精神的追求往往是幻想，造成了姜夔狷洁简傲的性格特点。而姜词把对山水的深诣与对爱情的执着融为一体，在宋词中更是绝无仅有的。再加上狷洁的个性与瘦硬清冷的章法语言，使我们透过他的词作，能够聆听到封建后期士大夫的文化人格，表达了他们的人生态度和艺术态度。姜词的意义已经溢出了词学领域，而体现出士大夫构建理想文化人格的愿望。
杨柳的《论姜夔艺术化人生的悲剧性》（《陕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3期）一文则认为“理想执着追求和这种理想在现实条件下不可能实现，就会产生悲剧意识。理想失落而失落者对理想又有着永远的怀念和执着，也会产生悲剧意识。”悲剧意识一经产生，其人生无疑具有不可避免的悲剧性。作者指出白石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态度都透露出，他所追求的理想人生，是一种追求精神自由解放的艺术化人生。但他所设计的理想自我与真实的自我，存在一个永远的距离。因此给他的艺术化人生抹上了一层悲剧色彩。作者最后指出，白石的生命价值也正是在这种困惑与超越的不懈追求当中。其艺术化人生别具一种悲剧美。
纵观世纪末几年姜词研究，我们发现，对姜词进行总体研究因为很难出新，已不多见，对姜夔词史地位进行评价的专门文章也未出现。因为没有新资料，对姜夔生平的考订也没有进展。而对单一作品的解读，从新角度对姜词进行研究则已形成一种趋势。姜夔乃才子，除词外，对诗、文、音乐无所不通。因此展望21世纪，对姜夔的研究不能仅限于词，对其诗、文、乐等也应进行同步研究。或许，当我们在对姜夔诗、文、乐的研究有所进步时，蓦然回首，姜词的研究可能早已另上层楼了。
篇12：档案馆信息化研究综述论文
档案馆信息化研究综述论文
摘要：档案馆信息化是档案信息化的重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档案信息化的成败。对档案馆信息化的概念、内容、与数字档案馆的关系、存在问题及档案馆信息化建设的基本思路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档案；档案馆；信息化；档案馆信息化
档案馆信息化是档案信息化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但我国档案界对档案馆信息化的研究却相对落后。在知网中以篇名为检索项，以“档案信息化”为检索词从1995年至3月共检得2 738篇文献，其中报纸275篇、期刊1 591篇、会议论文74篇、硕士论文10篇、其他文献788篇；而以“档案馆信息化”为检索词从至203月只检得71篇文献，其中报纸7篇、期刊55篇、会议论文5篇、其他文献4篇。
一、档案馆信息化的概念
首次提出“档案馆信息化”的是郑向阳。他的定义是：“城建档案馆信息化是指城建档案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信息资源的深入开发和广泛利用，不断提高城建档案接收、管理、指导、决策的效率和水平，进而提高城建档案工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过程”[1]。
黄禹康在《中国房地产》发表的《关于房地产档案馆信息化建设的调查与思考》一文中对“档案信息化”给出了与郑向阳几乎相同的定义。其后袁国霞、杜宇静、陈玉珍、王宏霞、鞠伟芳五位作者分别在其论文中采用了郑向阳的概念。石若明在其博士论文《基于GIS的城建档案管理信息系统集成研究》中采用了这一概念，邵力在其硕士论文《数字城建档案馆研究》中同样采用了这个概念。
20童亚芬在《宁波大学学报》上发表了《档案馆信息化内涵探析》，文中第一次对档案馆信息化进行了定义。“档案馆信息化是指档案馆在管理、服务等活动中，运用现代信息处理技术、网络技术以及自动控制技术等手段，对档案馆进行全方位、多角度、高效和安全的改造，以实现通过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和信息技术的有效利用来提高档案馆的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进而提高档案馆的竞争力的过程”[2]。
此外，还有人认为：“所谓档案馆信息化，就是应用信息技术，使档案馆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逐步使其服务内容、服务方式和服务手段逐步向适应信息社会的现代化档案馆的转化”[3]。与这种观点近似的有程艳华、惠学峰、宋倩秋、唐丹等人的观点。
归纳起来，可以将档案馆信息化定义为：“是运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来为社会和公众服务”[4]。
二、档案馆信息化的内容
关于档案馆信息化的内容，已有文献中专门进行论述的很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档案馆信息化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依赖于高度社会信息化的基础;二是广泛采用现代信息技术;三是档案馆业务的自动化管理;四是档案信息服务网络化;五是档案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和电子化”[3]。
“档案馆信息化建设的内容主要有五:其一是，夯实档案馆自动化管理的基础，应用计算机处理档案馆的基本业务，实现档案馆业务自动化管理;其二是，强化档案馆信息资源建设，大力开展新型载体档案的收集和利用，尤其要积极建设与地方社会和经济相关的各类档案信息资源库，重点考虑地方档案数据库、特色馆藏资源数据库以及当前社会与经济建设急需的档案资源数据库的建设;其三是，根据现有的网络基础条件和设施，建设以省级档案馆为网络中心、市级档案馆为关键结点、县级档案馆为基础的档案馆网络;其四是，应以用户需求为牵引，结合本馆实际建立和加入各类档案信息服务系统或网络，真正为用户提供更多的服务;其五是，在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上，考虑数字档案馆建设的总体规划，深入研究和开发数字档案馆相关技术，积极开展数字档案馆的建设”[3]。
归纳起来档案馆信息化的内容可以概括为：管理自动化、利用网络化、资源数字化。这与档案馆的基本职能是相一致的，不同的只是将信息技术融合到全部工作之中。
三、档案馆信息化与数字档案馆的关系
在档案馆信息化研究中，不能不提及数字档案馆。那么二者是什么关系呢？
一种观点认为：“从单个档案馆概念主体上说是一种实体档案馆,数字档案馆的建设归根到底就是档案馆的信息化”[5]。该解释以单个档案馆为概念主体，认为数字档案馆是随着档案馆信息化程度的提高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档案馆，数字档案馆的建设归根到底就是档案馆的信息化。
另一种观点认为“数字档案馆是个跨越空间的档案信息资源的集成，主体是基于网络的共享数据库系统”[6]。它突破了馆与馆之间的物理界限，将分散在小同物理位置、小同载体上的信息连接起来，向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在线信息服务。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的数字档案馆不是一个档案馆，而是通过计算机网络连接在一起的档案馆群体。”[7]数字档案馆中的信息不仅仅是档案，还应包括未归档的各类电子文件和图书、资料，甚至是采集于实物的信息，可以说是上述综合性的数字信息的完整集合。数字档案馆不是封闭的档案馆信息网络，而是包含在办公自动化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和管理系统、公共信息数据管理系统等更为广阔的大系统中的一部分。数字档案馆不是仅仅为档案管理服务，而是面向全社会提供服务。
归纳上述观点，数字档案馆是各级档案馆信息化建设成果的集中体现，是信息时代档案馆为适应国家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需要的`必然要求建设数字档案馆，能够从根本上提高档案馆的工作效率和信息化管理水平，能够保证数字档案信息的长久存储和安全保管，能够促进各级国家档案馆公共服务能力的拓展和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广泛共享。
四、档案馆信息化存在的问题
当前档案馆信息化建设尚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档案馆管理制度缺乏变迁，从根木上制约了档案馆信息化建设的进程。二是档案馆建设上的缺陷，是制约档案馆信息化建设的基础瓶颈。三是档案馆软件功能设置存在缺陷，软件系统缺乏规范化测评和鉴定，束缚了档案馆数字化的进程。四是人才缺乏制约了档案馆信息化建设的进程，也影响了档案馆文化品质的建设”[8]。同时“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缺乏整体规划和明确目标；观念和科学素质有待提高”[9]。也是档案馆信息化存在的主要问题。而“自身技术和信息化基础设施落后；各档案馆仍未走出封闭状态；档案介质仍囿于传统形式；资源共享观念淡薄”[10]。则是目前影响档案馆信息化建设的主要因素。归纳起来，档案馆信息化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观念、传统、技术、资金、人才、标准与规范六个方面的问题。
五、档案馆信息化的基本思路
针对存在的问题，研究者提出了许多好的设想与建设。主要有：
1.深化思想认识，增强信息化建设的紧迫感。档案的信息化建设，是以现代计算机与网络通讯技术为支撑的现代化管理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必须要解放思想、深化认识、更新观念，这是信息化建设中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档案馆信息化建设的趋势。
2.明确指导思想，制定总体规划。信息化作为时代进步的推动力，早已突破了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的范畴。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与档案馆工作的发展规划、业务流程、管理制度等密不可分。
3.加快人才培养，注重管理创新和思想创新。档案馆信息化建设是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的过程，而技术总是在不断地变化、升级和更新，总是需要有人来不断维护。要应对这种变化，档案馆必须拥有自己的技术和管理人才。
4.整合档案信息资源，促进信息化成果应用。档案馆信息化建设的核心在于建立档案信息共享的平台，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把档案信息的开发利用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5.档案信息化建设必须贯彻标准化先行的原则。与传统档案管理相比，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显著特点是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它与办公、生产技术系统的关联度明显提高。因此，档案信息化建设更加讲求统一技术语言和标准化、规范化。
6.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搭建收集存储和传输平台。综合档案馆要加快计算机存储系统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应用速度。
7.坚持实用性与先进性相结合。作为档案管理部门应十分注重信息系统建设的实用性与先进性的平衡，无论是在硬件配置还是软件开发上都要本着务实的原则，强调实用为主，适度超前，保持系统的连续性。
8.加强监督管理、确保档案信息的安全。档案计算机网络的安全管理要以顶防为主，把确保档案信息的安全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档案馆信息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在开发和应用过程中应该坚持统筹规划、量力向行、循序渐进、实用有效、安全保密的原则，用信息化建设思想统揽全局，为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提供快捷有效的档案信息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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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谈凤燕.加快档案馆信息化建设[J].城建档案,2006,(7).
篇13：科技伦理研究综述论文
科技伦理研究综述论文
一、科技伦理的基础问题
(一)科学技术的含义
科学是人们对于客观自然界的认识和说明，这种认识与说明是建立在实践活动之上的，是人类认识能力的外在表现和理性形式。而技术的本性是指人们在现实的生产劳动过程中所能获得的生产力水平的一种标志，是在科学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工具和手段。科学作为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理性形式，技术则是科学知识向实践转化的各种方法和技能,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
(二）科学技术的本质
科学技术具有属人性的一面，马克思曾经指出了科学技术其本质是人的力量的物化形式。德国哲学家卡普认为，技术是人的创造物,工具和武器是各种不同器官的投射。不错,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才真正的体现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特征，才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关键之处。科学技术是人的创造物，是人体器官的延伸和强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形式,是人类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有力杠杆。爱因斯坦也揭示了科学技术与人的关系,认为科学技术追求知识和真理的过程，也是追求着人类自身的进步与发展的过程，科学技术不仅要力求还原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依据发现的客观规律去实现人的需要的属人的存在,这也正是科学技术的本质所在。
(三）科学技术的作用
弗兰西斯?培根说：善的定义就是有利于人类。”“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就在于“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向着人类生存和发展方向演化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科学技术在将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中解放的同时也为人类创造了更多的物质生活，提高了社会的经济水平,减轻了人类的痛苦与灾难,这些无不体现着科学技术的善的作用。
二、科技伦理的分析视角和维度
(一)从科技与伦理的关系角度分析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但是也随之而带来了一系列道德和伦理难题。科技与伦理二者是什么关系呢？事实上,科技与伦理是性质不同的。广西民族学院高剑平坚持认为，科学讲究实证,追求的是“真”，发现的是客观已经存在的规律，解决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求证的方式一般是科学实验,或者观察,或者论证。伦理是要阐明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要怎么样相处，它是规范性的，追求的是“善”。而科学之所以频频向伦理提出挑战,是因为科学总是在创新，而创新总会引起人类生活与交往手段的改变。这样,在时间层面上，科学技术面向未来,而伦理则面向过去，以此获得其稳定性,如此,技术上的“真”与伦理上的“善”出现了断裂。在空间层面上,科学技术以其开放性和前瞻性来获取利润支持;伦理则具有封闭性和保守性，以获取本体论意义上的家园感和安全感。要弥合科学技术与伦理之间的断裂模式,最佳的方式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模式。从时间伦理的角度来定位科技伦理，抓住科技发展给伦理带来的机遇,充分利用高科技对伦理推陈出新的促进作用，建构实践伦理意义上的新科技伦理。
(二）科技伦理的价值维度
科学技术的伦理价值有两个方面：科学技术的伦理价值和科学技术应用中的伦理价值。科学技术的伦理价值指其本身所赋有的伦理道德意义，即科学活动的精神和规范是伦理内容的组成部分。而科学技术应用中的价值有正反两个方面，正的方面指的是其积极的一面，即表现为一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物质的繁荣和生活的便利；二是提高了人类对自然和自我的认识水平，破除了对世界之外所谓神灵的迷信和崇拜，使人获得了在认识必然性基础的自由，直接表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改变了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科学技术的反的方面指的是科技的不当应用和任意的扩张,从而造成了人类的被动，影响了人类的生活与进步。
(三）科技伦理在其发展过程中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
第人道原则。人道主义是一种伦理价值观,世界观,
认为人本身是最高的价值,是一切事物的价值尺度，把人确立为价值原点。纵观近几十年科技的发展并没有实现其人道主义的初衷。当我们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注意到对科技的过分信任和任意应用是人道的异化。因此,现在的科技发展必需从两个向度来努力：一是不断发掘科技的人道价值；二是实现科技的人道化回归，并使之发扬光大。
第二，生态原则。展望21世纪，由于科技的发展,能源大量的消耗，水资源、植被等被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人类不禁开始反思。在肯定人类对自然的权力和利益的同时，要求人类对自然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生态价值观反对不加区别地适用一切技术。生态价值观对技术有明确的价值选择，要求科学技术以生态价值观为核心，实施清洁生产和绿色消费。科学技术作为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且也在于增进整个系统的协调平衡。
第三，可持续发展原则。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革命力量,使人类从原始的农业文明走向现代工业文明，从现代工业文明走向未来的信息文明，科学技术对人类的物质文明的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过去发挥科学技术的功能时,人类也有失之偏颇的地方，那就是过于计较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过于注重科学技术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其生态、伦理、审美等价值。因此,科学技术必需转变发展模式,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从而体现人道原则与生态原则的统实现对人类的系统、全面、整体的关怀。
三、目前学术界对科技伦理的争论焦点
(一）科技的人性化
科技人性化这一概念主要是针对科技异化提出的，它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复归科技的人性特征。科技是人超越其他动物的一种产物与象征,是人的一种高级活动的体现，它展示了人的力量。人类通过智慧的活动创造了大自然中原本不存在的事物,形成了不可思议的人工自然与工业文明。一切的'科技活动都以人类为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类生产生活的需要，从古代到近代，科技的强大威力足以见之，人类发展科技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改善人的生存条件，因此从科技满足人类需要的属性看,科技是人性化的。
第二，限定科技的非人性的范围。科技不仅具有人性的特征，也包含非人性的属性。科技是以探求真理为直接任务,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客观规律、法则等是独立于人的，不以人的目的和需要为准则，不能解决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等重大的人生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属于人的精神世界，它及其丰富而复杂,只能通过人类自己去感悟、体验和整个生命来诠释,从这一点来看科技具有非人性特征，也正是因为科技的这种客观性，才要从伦理的角度去限定科技的非人性的范围，以至于使科技更好的去适合人类生活。
第三,赋予科技以人性关怀。人性与非人性是科技固有的双重属性，可是，近代以来，科技的人性逐渐被人遗忘和丢失,而更多的张扬了其非人性的属性。工具理性的片面强化和扩张极大的增强了科技的威力，确立了人类对科技的至高崇尚的地位,也深深的改变着人与自然的面貌。同时，随着科技向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渗透，科技的非人属性正在被扩张和推广,所以给予科技人性关怀十分必要。另一方面,外在地赋予科技以人性关怀,不仅可以激活科技固有的人性，还可以弥补科技的非人性特征在科技应用中带来的人性欠缺。
然而,怎样去赋予科技以人性关怀？这是否可行？科技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现实，它是社会机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发展有其内在逻辑，但是，科技自身难以自我规定和调适其发展方向与目标，其发展会受到社会的影响，如社会的总体价值观念、社会的需求、政治、经济、文化等都会以各种形式对科技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和规范,这种状况在现代社会特别突出。社会对科技的强大支配力是科技异化的原因，同时也是我们实现科技的人性化的可利用的优势。从社会的角度真正地关心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将有利于科技的健康发展。
(二）科技伦理的责任困惑
科技伦理的责任问题的提出主要出于科技时代。责任是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权力作为对他人的影响力，在行使的过程中，必然会对他人的利益造成影响，权力行使必需对这种影响负责。科技的负面影响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想寻找责任,到底是谁的责任？是科学家的责任吗？这就是责任的困惑所在，长江大学的张黎夫对此进行了剖析,他认为科技行为主体的复杂性和多元化,使责任主体悬置。现代科技活动不仅是一种职业活动,往往还是一种集体活动，并且总是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其主体包括科技工作者,也包括企业、政府等，因此行为主体多元化，责任主体被悬置,形成了谁都有责任，却又谁都不负责任的可悲格局。其次,科技后果难以预测使科技伦理的责任受挫。科技伦理的责任事实上是一种前瞻性伦理，它不仅要求以行为为后果转向,而且还要求以它为基础,但科技后果的难预测性使这种基础不牢靠。科学发现越基础,它所包括的直接与间接后果的数量很可能越多，即使我们能偶尔地预测到了它在将来的好效果，但是我们不能担保在将来的未来它不会变成坏效果。因此,科技伦理的责任所展望的那种“积极指导”总是在不断地受挫折。最后,科技伦理的责任不但不相信良知,而且排斥法律,这使得它失去了可靠的责任主管和相应的制裁机制,从而难以发挥实际作用。因此,科技伦理很难负担起自己的责任。
(三）科学技术研究有无禁区
科学技术的禁区是相对于科学研究自由而言的。公民应该享有科学研究的自由，但是这里要讨论科学技术研究的禁区，首先应该将科学与技术分开。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科学不存在禁区问题；而当科学作为一种活动，科学必需受到某种形式的社会制约。科学研究的自由也只能局限在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的设定上。从长远来讲,研究对象、领域的设定是自由的，不应该有禁区，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不可以出于伦理需要在某一个时期对某一个对象、领域的研究进行适当的节制。当然,这可能需要科学家与政策制定者、民众进行充分交流后才能确定。
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飞跃,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伦理问题和困惑,但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这些问题将会被慢慢的解决。
篇14：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研究综述论文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研究综述论文
一、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如何定位
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是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但是这一新阶段究竟应叫什么?怎样概括这一新阶段的特征，目前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
这是主流观点。李琮等人是其代表。他们认为，对于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的转变时期，仍然属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
二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
黄素庵、甄炳禧把20世纪9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称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李景治、向文华等人也持此观点。他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资本加速向国际化发展，到90年代则呈现明显的全球化倾向，国家垄断与私人垄断结合在一起向全球拓展，当代资本主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三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
法国学者德罗奈持此观点。他认为，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最高统治，它把生产的社会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使资本主义实现了历史性进步。
四是社会资本主义的观点。
这是高放的观点。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从内部关系到国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范围都越来越广，层次都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在逐步增长，所以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即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比之其他名称更为恰当、更为准确。
二、当代资本主义有哪些新变化
(一)生产力方面的变化
所有论者都认为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发展进行了概括。
卫兴华、陆象淦等认为，在经济发展层面上，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加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社会财富也迅猛增长，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发展。在产业结构层面上，出现了转向信息化、服务化和高科技化的趋势。第三产业迅速崛起，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则大幅度下降。庞仁芝、周敏凯、陈国新等从生产力要素的新变化论述了生产力的变化。劳动者：劳动力结构变化很大，脑力劳动者比例攀升，素质显着提高；劳动工具：发生革命性变革，由传统的“三机系统”(动力机、工作机、传动机)发展为“四机系统”(增加了电脑控制机)；劳动对象：人工合成材料的问世，新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是信息资源这一非物质资源的广泛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对象的物质范围。此外，作为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生产管理，由于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控制论、系统工程等的运用，而获得了新的手段和工具。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毅飞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的一系列调整：在所有制关系上，出现了所谓资本社会化的趋势，建立和发展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企业股权分散化。在劳资关系上，采取包括允许部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等多种形式，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在分配关系上，许多发达国家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求是》课题组则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政府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进行干预；推行雇员持股计划；实行福利政策；用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庞仁芝认为，生产关系的变化，首先表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发展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国家干预、管理和调节经济生活各个方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出很多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卫兴华、陆象淦认为，在资本的国际化层面上，拓展了国际贸易空间，生产经营和资本流动国际化。常欣欣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资本的增殖与周转在全球范围进行，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使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最终形成。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许志功、姜鲁鸣、庞仁芝等认为，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公民权利的内涵与外延又有新的拓展；意识形态中左翼与右翼的分歧逐渐减弱，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更加鲜明。这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常欣欣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形式还有两点变化：对国家权力机构的监督和制约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国家权力的重心由议会向政府转移。
(四)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1、当代资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李会欣认为，当代资产阶级一是内部结构的变化，在家族资本家继续存在的情况下，经理资本家人数增加、作用上升；二是家族资本家对企业控制方式的变化，逐渐由直接控制过渡到间接控制。罗文东还认为，跨国资本家阶级开始形成。
2、当代无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变化主要表现在：工人绝对数量增加迅速，素质提高；第三产业工人已占主体地位；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庞仁芝认为，工人阶级构成日趋复杂化、多层次化；工资收入增加，生活明显改善；劳动时间缩短；不少人成为股票的拥有者；劳动者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等途径获得帮助。
3、中间阶级。林德山指出，不拥有或较少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日常控制权的人，即中间阶级，他们在收入水平、消费模式、社会态度和意识形态方面，都不同于工人阶级。罗文东认为，中间阶级出现新的分化，分为“中间偏下”和“中间偏上”两部分人，中间阶级的人数大幅度减少。
4、阶级关系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因为阶层的、阶级的、利益集团的、民族的和种族的、激进的和保守的等各种社会矛盾的纠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各种社会利益矛盾冲突所淡化。陆象淦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改良主义措施，实施有利于限制贫富差距扩大的税收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卫兴华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了提高。
三、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进行的自我调节、改善和改良，虽然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在这方面观点没有大的分歧，但是论述侧重点有所不同。
(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论
张峰认为，只有把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看作是合规律性的现象，而不是看作偶然的现象，才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态度。常欣欣、姜鲁鸣认为，要辩证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要看到它发生深刻变化的一面，又要看到它没有变化的一面：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阶级的雇佣地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出来的三种矛盾，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等等。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的最后限度，就是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肖枫提出，要全面认识资本主义，还必须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发达资本主义只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的'一部分，世界上还有一类资本主义，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
(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
研究者由于分析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强调的方面不同，大致上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现代科技革命推动论。陶承德、陈国新、曹文振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变化归根结底是由于当代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飞跃所致。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现代资本主义去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矛盾。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是二战后新科技革命使生产力高度发达、高度社会化和资本高度国际化的必然产物。第二种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干预和自我调节论。徐崇温认为，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众多变化中，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并决定着其他变化的性质。肖枫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加强“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延缓衰老起了关键性作用。其次，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通过反对垄断，鼓励和保护自由竞争，使科技和社会生产力仍能获得较快发展。卫兴华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以往资本主义经济自发发展不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断自觉地进行自我调节和调整。《求是》课题组也认为，自我调节是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新变化的内在动因。第三种观点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发展潜力论。一些研究者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未像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估计的已经“垂死”，自身仍然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发展潜能。奚广庆、钟沛璋持此观点，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尽管矛盾重重，改革和高新技术发展使其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三)特别关注的问题
1、要正确看待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化。
《求是》课题组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国有经济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调整。这样的国有经济，不过是由个别资本家占有变成一群资本家占有而已。它不仅没有改变私有制，反而巩固了私有制。股权分散化、社会化没有使资本主义变成“人民资本主义”，不过是大亨寡头们搜罗劳动者消费资金的一种巧妙形式，其用场在于支配和控制更多的资本，以降低自有资本的投资风险，加重对劳动者的剥削。路宏、王俭等也认为，股权社会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一种新模式。
2、福利制度、参与企业管理等是否改变工人受剥削地位。
肖一然认为，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它在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王俭认为，社会福利支出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至于战后西方国家吸收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肖一然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出于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需要；二是新科技革命对企业文化影响的结果。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并没有因为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而得以消除。
3、关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问题。
列宁指出：“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按照列宁的思想，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因素增长的过程。刘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显现了社会主义因素：在生产力方面。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不能不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经营形式和组织形式，越来越多地显现出通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大趋势。在所有制方面。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最低占7%。股份制出现股权高度分散、没有任何个人或家族或企业集团控股的、股东全球化的公众公司。这可能正是当年马克思设想的“社会所有制”。其他机构基金、社会中介组织、合作社等许多所有制，都包含了大量社会主义因素。在分配方面。劳动者的工资不再是由资本家单方决定，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制，必须与工会组织谈判决定，这是对资本家所有者的控制权的一种剥夺。劳动者在失业、医疗、养老等众多方面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显然是资本主义本质无法容纳的内容。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是向共产主义的一种逼近。
高放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可以说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逐渐积累。各国共产党人利用合法斗争筹办的工农商贸企业和文教单位自然具有某种社会主义性质。工人自己集资、自己管理的合作企业或职工持股公司，农民自己组织的各类生产、供销、信贷合作社，城乡居民的消费合作社，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数量越来越多，自发形成了某些集体经济。资本主义政府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计划调控，还采取各种社会福利措施，这些因素的逐步增长并非资产阶级本性的改变，但是却向社会主义前进了。
对于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长，钟沛璋认为，这是不以资产阶级意志为转移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对资本主义不断批判和斗争的结果。庞仁芝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导致当代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增多。资本主义的调整改革的确有意无意地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主观上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灭亡，但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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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5：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综述论文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市场经济纵深化以及大学生价值观的多元化发展，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社会和家庭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也是关乎国家发展稳定的大事。笔者在梳理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发现这些论文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就业概念的界定、就业现状调查、就业难原因分析和就业对策建议等方面，具体综述如下。
一、概念界定
“就业”是本研究需要界定的一个重要概念。关于“就业”，学者们有多种解释。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就业是指一定年龄阶段内人们所从事的为获取报酬或为赚取利润进行的活动。戚新总结就业主要概念为：就业指的是“处于受雇用或自我雇用（自己从事有收入的工作）”的状态。就业是一个过程，它包括就业前的身体和知识与技能等方面的准备阶段、劳动力的实际使用的直接就业阶段、就业者就业能力的恢复和增强及企业雇用能力的再生及发展过程的就业后阶段。
二、现状调查
关于就业现状研究主要是专业部门研究发布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从不同层次、学科研究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的变化情况。
根据《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2009-2010）》统计报告，2009～2010年大学毕业生总体初次就业率分别为81.0%、85.4%。2010年博士、硕士、本科、专科初次就业率分别为88.2%、83.9%、86.4%和84.8%；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军事学为70.8%、85.7%、76.4%、78.4%、82.6%、74.2%、80.5%、88.9%、79.8%、77.9%、86.1%、86.8%。
根据麦可思公司的《2012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全国 2011 届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90.2%）比2010届（89.6%）略有上升，就业率最高的专业门类是工学（92.5%），最低的是法学（86.8%），2011届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达到1.6%，比2010届（1.5%）略高0.1个百分点。
三、大学生就业难的因素分析
彭拥军从多学科视角总结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从教育学视角来看，大学生就业与高等教育质量本身存在内在关联，切实保证高等教育质量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办法；从历史学视角来看，大学生就业在精英高等教育、大众高等教育等阶段具有不可避免性，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从政治学视角来看，大学生就业状态反映了社会中权力与权利的实现程度，以及政策的颁布实施情况；从社会学视角来看，个人的教育水平与其经济社会地位等互为因果关系，大学生就业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社会阶层对教育机会和社会机会的竞争；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会产生渗漏效应或选择性失业，大学生就业问题变成了投入与产出的回报性问题。
高等教育质量从多方面影响或者决定着大学生的就业率。邢志杰等认为，高校扩招的速度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市场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增长速度，结果导致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肖文海等指出，高校专业调整力度不能适应产业结构升级，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张育广强调，高校在大学生实习见习方面力度不够，例如，就业实习机会较少、质量不高，创业见习少、指导性不强，“传、帮、带”的培训指导环节比较薄弱。
大学生就业过程中政策法规的不健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的就业。王丽娟等强调，大学生就业权特殊保护严重不足，这一保护主要依政策而非法律，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大学生本应当享受的利益落空，同时还缺乏相应的失业保障机制。孟芳兵的研究表明，西部志愿者计划有利于大学生就业，但优惠政策保障不足、跨省落实困难、配套设施不健全、优惠政策可操作性欠缺、普遍收入偏低、劳保制度不健全，导致多数人不远继续留在农村。
通常状况下，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的观念环境和制度环境可以缓解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郑功成认为，在中国的就业市场上，90%以上的招聘均含有歧视性，包括性别、学历、户籍、经验歧视等。宋真指出，高校、用人单位和高校毕业生这三个就业市场主体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用人单位人才高消费，同时也使供给的结构性失调和毕业生盲目择业。
由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意识不强导致大学生很难就业。李星云指出，目前大部分学生及其家长思想观念还停留在精英化教育时代，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期望值过高，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工作地点、工作岗位、工作薪资等。柳小玲认为，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意识不强，同时也没有认识到个人理想及价值的实现必须与社会要求紧密结合起来。
四、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对策研究
1.社会方面的对策建议
王丽娟指出，需强化大学生就业权的特殊保护，多方面多视角予以帮助，例如，建立大学生失业救助和失业保险制度、面向市场改革我国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健全大学生就业权特殊保护的救济机制、推动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和扶持的立法工作。王庆华提出东部沿海地区需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将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业转入内地，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耿相魁认为，政府要负担责任，完善大学生就业管理体制，出台相应的就业政策，调整户籍及人事管理等，通过宏观调控来发展经济，调整产业结构。龙必尧和陈峰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提出利用竞争情报来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2.高校方面的对策建议
李海萍等提出大学应积极作为，区分不同类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坚持学术本位，促进工学结合，加强实践环节的培养。田一认为，就业与创业指导课程要着重提高学生在策划、组织、领导、管理、沟通等方面的技巧，且就业创业指导应从三个阶段进行，分别是专业理想与职业理想教育阶段、职业生涯规划阶段、就业与创业政策及技巧指导阶段。 3.劳动力需求方面的对策建议
李雄等认为，要不断扩大用工需求，规范招工行为，改革供给体制，提升就业能力，完善就业供求匹配政策，加强就业服务。宋真提出，对于信息不对称，用人单位在高校吸纳人才时，可选用订单式培养，全程参与。
4.大学生个人方面的对策建议
边文霞提出大学生学习能力提升的五层递进方案，即大学生的学习行动力、思维能力、表现力、“读写算”基础学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淡华珍等认为，大学生应当树立全方位、多渠道的新的就业观。要既能当干部又能当工人，既可在国有企业就业又可在集体所有制企业、乡镇企业及民营企业就业，在就业地区上，既可城市，也可乡村，既可内地，也可边疆。
五、结论与建议
学者们对于大学生就业问题见仁见智地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和剖析，提出了许多新颖、有建设性的建议，对深化这一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有巨大的贡献，但还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探讨。
第一，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探索研究文献很多，但多停留在表层研究，且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很少，今后应加大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力度和立项。
第二，从研究的成果形式来看，文献较多，专著较少；从内容来看，大多集中在大学生就业的某一方面来谈，系统性不强。
第三，实践结合得不够，大多数文献只是进行了一定的理论剖析，未进行实证调查，也就不能抽象、概括地“深加工”，提升出能够说明现实现象、解释现实问题的可操作的方法、手段、程序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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