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工程学研究的新思考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环境工程学研究的新思考，本文共6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篇1：环境工程学研究的新思考

环境工程学研究的新思考

摘要：本文在环境工程特征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系统科学原理,以环境理念和工程视角,阐述了环境工程学新领域、新思维和新方法的研究进展,进一步明确了环境工程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作 者：崔树军    吴烨    李钢    Cui Shujun    Wu Ye    Li Gang  作者单位：河南工程学院,资源与环境工程系,郑州,451191 期 刊：中国环境管理   Journal：ENVIRONMENTAL CONFORMITY ASSESSMENT 年，卷(期)：, “”(2) 分类号：X3 关键词：环境工程学    环境观    工程观    工程思维    研究进展   

篇2：环境工程学教学研究论文

环境工程学教学研究论文

《环境工程学》是吉林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课程，也是最重要的主干课程之一。该课程以培养学生能独立分析和解决环境工程问题的基本素质与创新能力，为以后从事环境治理技术工作、科学研究与设计奠定良好基础为目标［1］。课程内容综合性强、涉及面广，主要介绍了环境工程的基本理论，特别是水质净化与水污染控制工程、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固体废物污染控制工程及其他污染防治技术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等知识点。该课程在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例如课程知识点多，学时相对较少，学生吸引消化困难等。而且作为工程学类课程，与大量工程分析和设计相结合十分必要，这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都是难以完成的，以上问题最终导致《环境工程学》课程的整体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因此，立足于培养直接面向市场和生产第一线的高级应用型人才，通过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以及加强环保设备及工艺设计的工程实践能力的培训等措施，对提高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2］。

1课例单元介绍

格栅是污水处理厂的第一个处理单元，通常设置在污水处理厂各处构筑物(泵站集水池、沉砂池、沉淀池、取水口进口端部)之前，主要用以去除废水中较大的悬浮物、漂浮物、纤维物质和固体颗粒物质，以保证后续处理单元和水泵的正常运行，减轻后续处理单元的处理负荷，防止阻塞排泥管道。因此，本节课程为环境工程学第一篇“水质净化与水污染控制工程”中物理处理单元工艺设计的核心内容。本课例内容节选自蒋展鹏主编的《环境工程学》第三版，教学目标包括了解格栅的概念、设置位置及其作用;了解格栅的分类;认识格栅设计参数的含义和正确应用;掌握格栅处理工艺的设计计算。为了达到教学目标，充分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解决传统的重理论轻实践、重分析轻综合等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本课题小组采用“教、学、用”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基于加强工程实践能力对课例单元进行教学改革［3］。

2教学改革思路

针对本课例单元公式多，内容较难理解、环境工程过程过于抽象等特点，对本节课主要采用岗位指向法进行教学，即在教学过程中将格栅的相关理论、方法、工艺设计与实际的工作岗位联系到一起，使学生能够快速接受所学的课程内容，提高其理解问题、解决问题和实践能力的培养［4］。同时，结合学生对知识的需求程度应用现代教育手段，包括利用动画演示对照讲解，观看实物照片，根据其心理分析采用单独或小组集中的方式组织不同形式的讨论等，使学生能够更熟练地掌握、应用格栅相关知识点，努力做到使学生对基本概念清晰，能够独立完成格栅工艺的设计及计算过程。此外，通过开展课程实习，带领学生深入到实习单位，结合现场实况和实际施工CAD图，全面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进一步强化工程思维，提高技术应用能力。

3课程内容设施

3.1岗位指向教学

在格栅的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师对该构筑物的作用原理和设置位置关系的讲解，使学生能够更加直观的对污水处理过程有初步认识［5］。由于岗位指向法在实施的过程中可以联系到的相关岗位有很多，如污水处理厂、市政设计院和环保公司等，因此，学生可以以此选择自己感兴趣或适合的方向，在大学期间就做好该岗位的沉淀和积累。

3.2多媒体技术应用

为充实教学内容，在符合教学大纲规定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课程组教师通过自制教学课件，适当压缩或删减落后、淘汰的工艺技术内容。此外，在“格栅”工艺的结构组成教学过程中，采用Flash动画和CAD工艺图进行展示，通过增强教学的生动性、直观性和实用性，加深学生对抽象知识点的理解，激发学生在环境工程学术领域中的求知欲望和创新意识［6］。同时，引导学生锻炼CAD制图的能力，为将来在相关领域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教学中除了运用PPT等常规的多媒体教学手段以外，还可以充分利用学校的电子教育平台(网络课程等)，通过这个教学平台与学生进行日常的沟通。

3.3工艺设计

格栅工艺的设计计算环节采用分组的形式进行。以每3～5人为一组，并选取一名学生作为组长。首先，由教师讲解格栅的设计参数及计算(如格栅间隙数n、格栅宽度B、格栅总长度L等)公式等方面的注意事项。然后，学生展开讨论，寻找疑难点和确定绘图重点。在此过程中，教师要随时对学生遇到的问题给予及时解答。最后，由小组组长进行结果汇报，并由教师对设计结果进行归纳、总结和评判，指出不足之处，并对表现优秀的小组进行表扬，以对学生的劳动成果表示肯定。通过此种形式，大大强化了学生的工程思维、科研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真正达到了学中做、做中学的教学目的［7］。

3.4作业布置

为了使学生对所学的课程知识加以巩固，在课后布置作业题两道，分别为基础理论题和设计计算题。此外，学生可以利用网络平台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针对遇到的疑难问题也可以通过E－mail、QQ等进行询问。这些方法的'运用，不但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而且能使教师在及时掌握学生学习情况的同时也增强与他们之间的沟通和互动。

3.5知识拓展

《环境工程学》本身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基于总课时较少、内容较多的缺点，适当的对所学知识点进行拓展是十分必要的。针对目前工业实际污染与治理的热点问题，以行业治理工程为实例开展课前5分钟专题讨论，使学生积极参与到工程开发与设计的讨论当中来，在提高学生查阅专业相关资料能力的同时实现知识面的拓宽;可以鼓励学生多参与环境工程领域方面的课外科研活动，从而可为学生进一步深造和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8］;充分利用实习基地，把课堂教学与现场参观有机结合在一起，提升学生的实践技能;此外，为了使学生能够及时了解环境工程发展的现状，较全面系统的了解环保行业的真实情况，每学期至少聘请环保行业专家为学生开设有关讲座一次，以开阔学生视野，丰富业务知识，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教师应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寻求有关知识，并与其交换看法，切磋相关的学术问题，将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

4结语

根据课程教学的目标和学生适应未来岗位的需要性，强化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成为《环境工程学》教学改革的方向和重点。在教学方法上，除了满足条理清楚、层次分明、重点突出、攻克难点等一般课堂教学要求外，更强调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结合各行业标准与设计规范，把课堂教学与网络和多媒体教学相结合，把书本基础知识与工程规范相结合，多渠道培养学生的工程技术思维。采用多元化的授课方式，通过小组式讨论，大量真实案例的讲解，以及课外作业的巩固、知识拓展等环节，反复地进行实践训练，使学生熟悉和掌握各种实用工程单位的变换，国家相关标准的查取，常规处理工艺的基本原理、工艺特点、设计参数和设计计算公式的应用等，以巩固和加深学生的认识。这样，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极大地丰富了教学内容，使学生参与其中，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以及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综上所述，《环境工程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实施，有助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引导学生面向实际问题，训练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篇3：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思考论文

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思考论文

［摘要］本文从贝尔和阿什伍德在《环境社会学的邀请》中提出的“生态对话”观念出发，对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议题进行了检视和讨论。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最大可能意义上的群体”，核心关切是可持续性、环境正义和自然的权利与魅力，研究框架包括：物质层面———多位一体的跑步机，观念层面———环境意识与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性关联，实践层面———动员和管理“生态社会”。三个层面彼此联系，互动依存。这些思想对于正处在积极建设和成长中的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以及当前中国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都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生态对话；环境社会学；生态社会；生态文明

自从1978美国社会学家卡顿（W.R.J.Cot-ton）和邓拉普（R.E.Dunlap）发表《环境社会学：一个新的范式》以来，环境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雄心勃勃”、80年代的“歧路彷徨”和90年代的“柳暗花明”①，学科范式渐趋成熟，理论建设和经验研究都取得了很大进展。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环境变迁的加剧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环境社会学的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和机遇。本文以环境社会学家迈克尔贝尔（MichaelM.Bell）和洛卡阿什伍德（LokaL.Ashwood）在《环境社会学的邀请》②一书中的基本思想为线索，对环境社会学的基元观念、研究对象和核心议题作一检视，并就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进行简单讨论。

一、生态对话：环境社会学的基元思想

“生态对话”是《环境社会学的邀请》中所倡导的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全书的开篇，贝尔和阿什伍德即表明，生态对话是社会与环境之间持续的、没有终结的、相互依存的互动。在这场对话中，其中一个的内在改变会带来另一个的改变。在他们看来，生态对话的提出不仅是基于环境社会学中的因果关系具有“对话式”与“没有终结”的特征，还表明了环境社会学的行动取向———“我们可能无法在此刻停止环境问题造成的伤害，但确实可以做许多事情来改善所有生物的生态状况”①。生态对话的实质是一种整体的环境观，表明环境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可分离性和持续互动性。在此观照下，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为“最大可能意义上的群体”。“人类、其他生物、土地、水和空气”，所有这些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最大意义上的群体。而环境社会学就是要研究这种群体，分析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以及支持所有生命的水、土壤、空气，如何共同分享地球这个唯一的共有地，进一步探讨现实的社会与生态冲突的成因，并提出解决方案。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justice）、自然的权利与魅力（rightsandbeautyofnature）则是贯穿生态对话的三个主题。在笔者看来，生态对话和环境社会学研究对象“最大意义上的群体”等观点，拓展了卡顿和邓拉普、洪大用等学者对于环境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卡顿和邓拉普认为，“人类例外范式”（HumanExceptionalismParadigm，NEP）主导的传统社会学过于强调人的独特性和文化的重要性，而忽视环境因素对社会的影响。进一步，他们提出了建立“新环境范式”（NewEnvironmentalParadigm，NEP）的设想，新环境范式下关于环境与社会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称为“环境社会学”②。卡顿和邓拉普关于环境社会学的“环境—社会关系”研究的思路，在后来的环境社会学研究中得到了继承。虽然切入的角度不同，但是施耐伯格的政治经济学范式、汉尼根的建构主义范式、吉尔贝托C加洛潘的系统论范式等都在具体的研究中展现了环境—社会关系的不同侧面。然而，“环境—社会”关系研究对象的确定过于宏观，停留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对经验研究缺乏支持；同时，环境—社会关系的范围也适用于对环境问题进行研究的包括生态学、政治学、伦理学等众多学科，无法凸显环境社会学的独特性。在对中国社会转型以来的环境问题进行研究时，洪大用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具体化为“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社会影响”，突出了环境问题的“社会”维度，也将卡顿和邓拉普确立环境社会学时对传统社会学的“反叛”走向“归一”③。但是，随着“环境”维度的拓宽和越来越多研究分支（如灾害研究、深生态学、激进动物研究、CriticalAn-imalStudies等）的发展，仅仅研究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和社会影响稍显褊狭。“最大可能意义上的群体”不仅将动物、植物、水、土壤、森林、空气等都看作与人类平等且共享地球共有地的要素，而且把社会学（最初译为“群学”）“群体分析”的理路领到环境研究中，在研究视阈和分析方法上都大大拓宽。同时，这一界定也契合了当前环境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趋势，环境社会学立基社会学也包含“走出家门”的雄心得以展现。贝尔和阿什伍德进一步区分出物质、观念和实践三个层面，作为讨论生态对话的切入点。物质层面是“消费、经济、技术、发展、人口、身体等如何塑造人类面临的环境现状”，观念层面是“文化、意识、道德观、风险、知识、社会经验等如何影响人类思考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式”，实践层面是“如何把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中的要素结合起来，更好地去解决环境冲突”①。在生态对话的视阈下，物质层面、观念层面和实践层面始终在发生着互动，因此三者并非严格的概念界限，而仅仅是分析上的体现。这样，环境社会学领域中“可能是最为持久的，并且有时是充满恶意”的实在论与建构论之间的论争②，可能是没有必要的，对学科的发展并无助益，因为环境的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实在论和建构论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共存的关系。环境社会学必须揭示的最重要真理之一，是“物质、观念和实践三者间的深刻联系”③。因此，对于物质层面、观念层面和实践层面下各个主题的讨论，也不脱离对这种“深刻联系”的揭示。

二、物质层面：多位一体的跑步机

贝尔和阿什伍德首先探讨了生态对话中物质层面上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他们依次分析了消费、金钱和市场，技术和科学，人口以及身体等与人类所面临的环境现状之间的关联。在论述中，贝尔和阿什伍德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在环境社会学的主要理论———“生产跑步机”（thetreadmillofproduction）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消费跑步机”（thetreadmillofcon-sumption）④的观点。他们对于技术、科学与环境以及身体与环境的阐述也在学科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总体来看，贝尔和阿什伍德关于金钱和市场，技术和科学，人口以及身体等随后的讨论也是以跑步机（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为框架，构成了对环境问题的物质层面研究的“多位一体”跑步机的分析框架。环境社会学中，施耐伯格（AllanSchnaiberg）在对环境问题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跑步机理论，并发展为环境社会学中的一个主流理论。这一理论聚焦社会结构和制度，认为市场经济具有自我强化的机制，即资本、劳动力和政府构成了“经济增长同盟”，持续追逐利润，使生产的步伐就像在跑步机上一样无法停止，这一过程需要源源不断和持续增长的资源与原材料供给，工业污染不断地被制造出来，对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⑤。生产跑步机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机制，即经济财富的制造和环境污染的制造。其内在机理是持续不断的投资需求，结果是高投资率的保持和环境成本的不断外部化。贝尔和阿什伍德指出，对生产跑步机最常见的调整方案，一是迫使一些人离开跑步机，将产量降到成本和价格均衡的水平，但这是跑步机上的每个人都反对的；二是做一些竞争性的调整，这在调整之初易获得人们的接受，但常常出现少数大企业垄断生产和被迫退出市场的人寻求创造新的“跑步机”的结果。最终，人们都努力留在跑步机上。但结果却是，富有者们努力将生产跑步机的压力变为使自己更加富有的机会，环境问题则继续为社会普遍忽视。因此，生产跑步机本质上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各利益群体、这些群体所拥有的权力以及对他人利益关注程度的结果。贝尔和阿什伍德进一步提出了消费跑步机的观点。他们指出，现代社会炫耀性消费所具有的竞争性与攀比性特点，不断加剧环境风险；同时，消费主义的扩张还抹去了物品所具有的社会精神，个体化愈演愈烈。如同瓦奇泰尔（PaulWachtel）所指出的那样：“面对着伴随过去那种安全而其乐融融的群体感消失而来的孤独感和脆弱感，人们寻求追求财产来消解。”①但是，人们愈寻求更多财富来购得这些商品，就愈会不断陷入现代经济中相互竞争的个人主义，也就愈削弱了群体性，从而踏上了消费跑步机———不断增加物质消费量却未能带来任何内心满足感的消费全过程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生态环境却受到损害。更重要的是，生产跑步机和消费跑步机也在发生着“对话”，二者形成互为一体的跑步机———生产和消费跑步机，使它们所产生的社会和环境影响互相推动②。但这是一个恶性的对话循环：生产活动创造了不平等，不平等创生了消费跑步机，消费跑步机创造了更大的不平等，进一步加速生产跑步机，从而使得整个循环不断加快，而可持续性、环境正义、自然的权利和魅力被一再边缘化。技术和科学常被看作是降低跑步机压力的关键。如生态现代化理论所指出的，技术在治理和预防环境问题中具有重要贡献和潜力③。但在贝尔和阿什伍德看来，技术不是机械结构而是社会结构。技术的现象学———技术规范将人们封锁在持续的常规行动中，技术的文化———技术被人们无条件地信仰和崇拜，技术的政治———特定技术结构及其社会利益被人们不加批判地强化，极易使人们患上温纳（LangdonWinner）所谓的“技术梦游症”———人们乐意地在重构人类生存条件的过程里梦游。可现实是，一旦付诸实践，技术的齿轮也会嵌入生产和消费的跑步机，变成社会结构来塑造人们的需求和利益。正如这些需求与利益也在塑造着齿轮和跑步机。人类很快便陷入由这些结构所安排的行为规范和文化需求中，掉进技术与经济的双重梦游症中。贝尔和阿什伍德还提出了“身体环境”（invironment）的概念来探讨身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凸显人类的身体作为跑步机的环境后果的主要承担者。他们指出，通过各种大大小小、可见或不可见的方式，跑步机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并引起累积效应，使每个人同经济模式、技术模式、环境污染和环境利益的分配模式联系起来④。因此，身体（进一步，健康）是一项基本和重要的环境议题。“多位一体跑步机”的分析框架不仅是对已有环境社会学理论的推动，而且深刻揭示了人类日常生活的社会组织方式和制度方式如何导致了环境污染和环境退化的发生。这对于如何改革已有的各种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和规避环境风险，具有启迪意义。

三、观念层面：环境意识与社会平等

观念（Ideal）是生态对话中同环境问题相连的又一重要内容。贝尔和阿什伍德首先追溯了环境统治（environmentaldomination）和环境关心（environmentalconcern）的意识形态根源，然后基于自然和风险作为人类思考和感知环境问题的观念维度，重点探讨了“自然的人类本质”（thehumannatureofnature）和“风险的理性”（thera-tionalityofrisk）。在观念层面的'环境问题的讨论中，贝尔和阿什伍德的贡献在于，从环境意识的角度论述了社会不平等问题与人们思考环境问题之间的紧密关联。也就是说，社会不平等在环境问题上的投射不仅仅存在于物质层面上环境污染的不成比例的分布，而且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环境意识。这一视阈拓宽了环境正义研究、环境抗争研究、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等论题的分析维度和理论宽度。在贝尔和阿什伍德看来，环境统治———人类能够并应该按照自己的意图改造环境———被广泛认可和接受有三大思想根据：基督教、个人主义和父权制①。基督教宣扬的崇尚工作、禁欲和理性等思想将改变自然不再视为亵渎神灵的行为，人类开始以开发和征服的态度对待自然。个人主义强调更大范围群体中个人的重要地位，导致了忽视周围环境的社会行动，人们不断地将自我与身体分离，与地球分离，与生态环境分离。父权制及其衍生的支配逻辑将女性与其生育原型同自然联系在一起并加以贬低，为统治环境、征服女性提供基础。而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的环境关心不断提升，环境运动广泛发展，不仅仅在于环境污染的加剧和民主思想与体制的普及，更在于自然道德心（naturalmorality）———人们对超越社会权力、不受利益困扰的纯净领域的共同追求———的回归。自然道德心旨在强调没有偏见的道德观和身份的外在来源。它倡导的朴素、自然客体（人们体验没有社会冲突、社会限制和社会权力的宁静与愉悦）、自然自我（真实自我，而非社会评价的自我）、对物质主义的批判等至今仍是环境思考的试金石②。由此，对“自然究竟是什么”（thehumannatureofnature）的理解，在怎样组成人类社会与生态社会上具有核心地位。“自然”不仅是物质的存在，也是一种社会结构。人类构造着自然，自然也构造着人类。任何一种仅仅将自然作为物质现象或者作为社会构建的观点都是威胁的。风险同样是影响人们思考和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因素。贝尔和阿什伍德认为，风险是嵌入于权力和信任关系中的。而且，由于技术理性的自信，风险正在最大限度上将理性主义延伸到危险和不确定性中。这样，理性主义逐渐成为掌握理性主义优势的人群的一种有效的政治工具，使弱势群体陷入风险的“铁笼”，环境风险也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环境统治、环境关心、自然的人类本质和风险的理性等，是从观念上阐释现代社会中的环境问题的主要角度。更重要的是，这些论题都将环境意识同社会平等联系了起来。环境统治中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人们之间、性别之间的不平等，环境关心中人类对社会公平追求的自然道德心，自然的社会结构观和风险的权力嵌入论，都凸显了社会不平等在人们考虑环境问题的方式中占有中心地位。可以说，社会不平等及其对社会的挑战，正是环境意识长久成为社会和道德话题的重要因子。在环境社会学中，着重探讨社会平等和环境污染的论题已经成长为“环境正义研究”（EnvironmentalJusticeStudies）的领域，发展迅速。但是，环境正义目前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物质层面上对环境污染在各个社会范畴中的高度分布不均的关注，较少涉及观念层面。环境问题的观念层面研究则将环境问题与社会不平等关联起来，深化了人们对于环境正义的理解。环境正义并不仅仅指涉物质层面的环境污染的不成比例的分布，同样有社会不平等引发的意识、观念和道德上的内容。因此，对环境问题的理解和解决，不仅需要制度、法律等外在力量，也应包括公平基础上的人心、伦理等观念力量的建设，这二者同时也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

四、实践层面：动员和管理“生态社会”

实践层面的讨论也是《环境社会学的邀请》中较有特色的部分，突出环境社会学的公共取向和行动取向，即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也需要穿透学院的高墙，面向民众和公共社会，运用知识积极主动地推动生态系统的改善，造福于人类。在这一方面，贝尔和阿什伍德提出了“动员生态社会”和“管理生态社会”的观点，来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动员生态社会的三个要素是：放在一起（conception）、联结在一起（connection）、一起见证（contestation）。“一起”并非易事，哈丁所言的“公地悲剧”既是经济威胁也是环境威胁。然而，在贝尔和阿什伍德看来，公地悲剧其实仅仅是“个人主义的悲剧”。而人们的动机和选择不仅仅会出于狭隘的自我利益，同样重要的还有社会生活中的情感因素———社会传统。而且，情感团结和利益团结会不断相互塑造并相互维持，形成社会团结的对话（dialogueofsolidarities）①。加上作为对话条件的“政治机会结构”，草根环境行动者已在路上。应当注意的是，在不同的社会场域中，情感团结与利益团结可能会发生博弈，出现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情况。但是，贝尔和阿什伍德的探讨指出了动员生态社会的“理想型”。在管理生态社会中，贝尔和阿什伍德强调参与式管理和重构日常生活的重要。参与式管理能够促进实践绩效和民主化，使当地人与科学家、当地知识与专家知识的对话开展起来。重构日常生活可防止参与式管理的过度程式化及精英阶层对参与式管理的利用，避免出现“过家家式参与”。重构日常生活包括物质减量化、生态工业和智慧增长等。二者共同推动管理生态社会的目标———真实环境主义———的出现②。真实环境主义是环境友好行为变得简单的社会生活。也就是说，人类不是因为有意识做到环境友好才会选择，而是这样选择会最省钱、最舒适，因为发展到最后，环境主义已经不再是美德，而是一种必须尊重的现实。

五、结语

通过生态对话以及环境问题的物质、观念和实践等层面的探讨，贝尔和阿什伍德富有激情地将我们带进了环境社会学的场域中。如Sage出版社对该书的评介，《环境社会学的邀请》不仅仅是邀请，更是一个诱惑（seduction）。它将环境社会学真切地同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每个人的“当前”联系起来。诚然，该书的分析存在某些不足：偏重物质层面，在动员和管理生态社会中未根本触及如何消解跑步机的负面后果，生态社会未充分界定等，但仍不损伤其对于环境社会学基本论题的建设性分析和学科发展的贡献。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生态对话下“最大可能意义上的群体”；环境社会学的核心关切是可持续性、环境正义和自然的权利与魅力；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可以从物质、观念和实践三个层面上介入分析：物质层面的“多位一体跑步机”的分析框架，观念层面的环境意识与社会不平等的关联，实践层面的动员和管理生态社会。这些分析理路对于正处在积极建设和成长阶段的中国环境社会学来说，具有学理上的重要价值。从现实层面来讲，经济发展迅猛与社会矛盾加剧并存成为中国社会典型特征的同时，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的提出，迫切需要迈向一种文明的生态对话。文明的生态对话是社会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整体环境观，文明的生态对话是社会平等保障、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环境正义实现的环境—社会关系，文明的生态对话是包含环境变量的社会观、文明观和发展方式，文明的生态对话需要合理公平的社会结构作支撑，文明的生态对话需要保障基层社会环境利益与诉求的有效表达，文明的生态对话需要规制权力与资本对自然“虚构商品”化的型塑，文明的生态对话呼唤每一个人意义上的环境行动者的“归来”和成长，文明的生态对话亟需改变生态欠债式的发展，因为“环境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类问题”。

篇4：军用飞机环境适应性研究的思考

军用飞机环境适应性研究的思考

介绍了环境因素对军用飞机的影响.针对当前我国对军用飞机环境适应性研究的不足,提出了军用飞机开展环境适应性研究的几点建议.

作 者：杨森 李曙林  作者单位：空军工程大学,工程学院,西安,710038 刊 名：航天器环境工程  ISTIC英文刊名：SPACECRAFT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年，卷(期)： 25(2) 分类号：V216.5 关键词：武器装备   军用飞机   环境适应性  

篇5：环境美学研究的新维度

环境美学研究的新维度

环境美学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兴起的学科.环境美学作为西方哲学的重要分支,主要关注环境中生发出的`特定美学问题.本文以西方环境美学理论为基础,并结合中国国情,通过诠释环境美学中三个重要领域,试图构建出环境美学研究的全新维度.借助此维度,我们可以更加详尽的理解环境的真正本意,并就我国环境所面临的问题拟定出相应对策.

作 者：陈李波 Chen Libo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刊 名：理论月刊  PKU英文刊名：THEORY MONTHLY 年，卷(期)： “”(5) 分类号：B83 关键词：功能性环境   欲望   希望   重塑   保护  

篇6：对新《环境保护法》的思考论文

对新《环境保护法》的思考论文

新《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新环保法”)己于2014年4月24日通过修订，将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本次修订，也是25年磨一剑，较之于旧法，新环保法在制度、理念上有显著的突破和创新，被评价为“史上最严格环保法”。在享有盛名的同时，新环保法在细枝末节上仍有所疏漏，亟需补充修改，完善与相邻法律制度的衔接，使新制度、新理念得以顺利落地。

一、新《环境保护法》的细化

新环保法目前是环境保护的最新法，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应获优先适用，当新环保法没有规定时，才适用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同时，新环保法被定位为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在环境保护工作中起到统领作用，这决定了新环保法必然有很多基本制度的构建，或是原则性、准则性的宏观规定，例如环境规划、环境监测、总量控制、生态补偿、排污许可等。这意味着这些立足较高的新制度、新理念要落实，需要制定配套细则才能完成。“若是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新《环境保护法》中关于生态保护的规定将会被架空，形同虚设。”

将新制度、新理念予以细化、量化规定的一个困境是，新环保法作为环境保护基本法的地位不够凸显。新环保法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例如《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法》、《水上保持法》、《森林法》、《农业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等，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就立法位阶而言，新环保法并未脱颖而出占据明显的统领地位，但从新环保法的内容来看，又要求是自上而下的立法模式，这使得新环保法不能有效助推其他法律法规的修改，影响环保基本法与单行法相契合的进程。再者，涉及环境保护的立法较为宽泛，若拟完全通过修改各领域的环保单行法来配合新环保法的实施，不能达到高效落地之效果。

鉴于此，笔者建议通过制定新环保法司法解释的方式直接、集中地进行细化规定。新环保法中除了原则性的宏观规定外，本身也不乏细致规定，例如按口连续处罚、违法排污设备拆除权、环评机构和环监机构责任连带等。因此，涉及到属于水、空气、上地等与环境保护相关领域的法律条文的修改，可以纳入新环保法司法解释中一并完成，形成以原则为主、细则为辅的新环保法体系。

二、环保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要件

新环保法吸收了国际通行的公益诉讼制度，但在制度设计上采取过于保守的态度。新环保法的三次审议中，在公益诉讼的问题上争议最大，曾数易其稿，将诉讼主体由中华环保联合会改为全国性社会组织，最终扩展为满足一定条件的社会组织，这反映了公益诉讼制度在博弈中的不成熟规定，另一例证如下:新环保法要求，“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不得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这一规定的立足点是值得肯定的，但从上下文无法推定该条文是属于诉讼主体资格要件的规定还是属于一般的管理性规范，以致“牟取利益”所引致的法律效果不明晰，无法推断以下两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对于诉讼前该社会组织就明知诉讼结果必然与其具有经济利益关系，该社会组织还能否提起公益诉讼?诉讼过程中才显露该社会组织的牟利意图，此时该社会组织是否被中止或丧失诉讼主体资格?

社会团体违反职业操守和社会道德风尚，虽然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具体罚则来约束和规范，但因新环保法是规定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本源法律，若该法仅对“牟取利益”进行消极评价，未明确纳入主体资格要件，容易产生歧义，难以推定适用，毕竟“牟取利益”在决定社会团体资格，与决定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上属于两个不同的问题。此外，新环保法未明确规定主体资格丧失的具体情形和后续处理，若拟通过援引其他法律法规来弥补该本源法律的疏漏，在逻辑上是难以实现法律规定的闭合。

基于法律完整性和统一性的考量，笔者建议增设“社会组织与其所从事的公益活动没有经济利益关系”这一规定，并置于第五十八条第三项，与其他两项并列作为环保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要件。同时，将“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不得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修改为“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的，法院有权中止该社会组织的诉讼活动，符合第五十八条所列条件的其他社会组织向法院申请参与该诉讼活动的，法院应当继续审理。”公益诉讼实际上己经构成对传统诉讼主体资格制度的突破，通过较大程度地开放公益诉讼，“有助于治疗‘违法成本低’的中国环保病疾，加强行政执法效力。”

三、环保公益诉讼的范围

在环保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上，还有一个非议之处，即“环境公益诉讼到底涵盖不涵盖对行政机关不作为的责任”。《环境保护法》的修订草案和审议通过的修正案，均未正面涉及该题，仅将公益诉讼范围表述为“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笔者主张，应将环保公益诉讼范围明确扩张至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行为。

首先，公益民事诉讼和公益行政诉讼的旨意具有同一性。允许社会组织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公益民事诉讼，是借助相对强势的群体力量来克服弱势群体在私力救济活动中的功能缺陷，旨在保护生态环境和维护受害个体之利益。而允许社会组织对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行为提起公益行政诉讼，同样是通过扩张诉讼主体范围来实现环境保护和私权救济。

其次，允许公益行政诉讼，符合新环保的责任本位理念。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保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傅涛表示，“环保法重点是讲责任归属，而不是权利归属”，“如果说老的环境法是在分配权利，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则己经开始在分配责任，他初步构架了一个以责任为主导的、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全新体系，虽仍有些许不到位，但己经向责任性环境法走出决定性的一步。”针对生态环境所引致的责任，应当组成周延的责任体系，既包括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还应当包括行政机关不作为的法律责任，而对于后者责任的追究，理应扩张诉讼主体范围，适用公益诉讼规则。

再者，允许公益行政诉讼，能促使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程度。新《环境保护法》增设一章“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正体现立法者极力强化公众环境保护功能的意愿，打破行政机关对生态环境进行监督、管理的垄断局面。允许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对行政机关提起诉讼，恰好是社会组织参与、监督行政机关保护环境工作的强有力保障。

简言之，将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范围放宽至行政机关的不作为，与新《环境保护法》所新增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理念相契合，也与新《环境保护法》的价值取向相一致。允许环保行政公益诉讼，也是对环境行政代履行制度阀失的一种补充，“从目前我国环境执法实践来分析，环保机关执行力的强化虽是急需，但强化应只是弱化的过渡，以最终实现环境法执行的公权与私权共同参与、共同保障。”据此，“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共同居于‘一体两翼’的地位，不可偏废其一”。

四、小结

新环保法的修订和颁布意义重大，明确将环境保护纳入国家基本国策，辅之以多项制度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但环保法的修改，应当逐渐褪除计划经济的痕迹，“主要思路是将现有8部环保单行法进行整合，并将其提升为国家基本法”。而在整合过程中，较为高效的方式则是通过司法解释弥补新环保法的疏漏，以及取代滞后于现代经济活动的旧环保单行法的部分适用。